南海西北陆坡明代沉船遗址考古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1985年9月1日凌晨，由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官、海洋学家罗伯特·巴拉德沿着北大西洋洋流中的碎片场部署的可遥控无人深拖海底摄像机雪橇Argo的监视器上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船用锅炉，与73年前撞上冰山沉没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上安装的锅炉相同。第二天凌晨2点20分，这艘船的流线型船头飘进了监视器的视野。1986年，巴拉德搭乘曾帮助他和同事在加拉帕戈斯扩张中心发现深海热液喷口及其周围生物群落的“阿尔文”号载人深潜器，重返位于海平面下3700多米深处的泰坦尼克号，惊讶地发现，低温、缺氧的沉船海底并非如此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贫瘠、荒芜和原始，而是出没着海葵、海星、螃蟹和多种鱼类等海洋生物。蛀木软体动物已经完全吞噬了船的甲板和其他木制品，一种之前未曾被发现的细菌正在慢慢吞噬沉船的铁壳，用钟乳石状的地层装饰着它。经过进一步考察，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更详细经过也得以揭示。

类似的一幕正在中国南海上演。

生命在1500米深的海底依然活泼美丽

5月20日，随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技与工程研究所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古代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的启动，由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和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所长丁抗搭乘“深海勇士”号共同执行的此轮调查第一潜，在位于水下1500米处的一号沉船主体核心堆积区西南侧布放了钛合金材质的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以确保后续得到科学、精准和完备的测绘数据，便于和大地坐标及地理信息系统相衔接。

从现场传送的相关影像记录看来，与机械臂相连的活动机械手像一部微型吊车的龙门吊，通过吊绳将底座见方的锥形基点从采样篮中提起后，轻缓地放置于黄沙色的海底。基点四周小范围扬起淡淡的尘烟，如同一个漂亮的跳水动作压出优雅的水花。一条紫红色、形状扁如鲳鱼的小鱼在采样篮内外的海水间灵活自由地穿梭。这一次，被历史的尘土掩埋又经海水冲刷半隐半现在人们眼前的，主要是大面积密密麻麻成片堆叠的陶瓷器物。如同罗伯特·巴拉德当年看到海底并非死寂荒凉，“深海勇士”号搭载的陆地来客此次也发现，在被潜水器灯光照亮的文明遗址上，有远看如同蒲公英绒球般附着红色海尾蛇的冷水珊瑚，以及时不时会翩翩起舞的肥大海参——生命在这里依然活泼美丽。

两艘沉船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

5月21日，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海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三亚发布包括此轮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在内的我国近年来深海考古工作重大进展。据介绍，2011年，瞄准解决我国进入深海基础薄、装备缺、能力弱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在三亚建设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2018年1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共同设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当年4月在西沙北礁海域首次实施了深海考古调查；2022年8月，在我国南海北部西沙海槽海域实施了第二次深海考古调查，在2500米左右深度的海域新发现了1处沉船遗物点、3处沉船。2022年10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人员基于前期相关海底探测结果，采用无人潜水器大范围扫测和载人潜水器水下查证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提高水下探测效率和发现概率，于南海海域开展科学考察和深潜作业时，在“深海勇士”号第499和第500潜次中，先后发现了位于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底的两艘古代沉船遗址，并利用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发的潜载测深侧扫声呐获取了水下区域分布图。

对两艘沉船进行深海考古的队伍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3家单位包括物探航测、深潜作业、文物保护、测绘记录、摄影摄像、资料汇编等6个组的近30名成员组成。已进行的调查发现，一号沉船所在位置有多处疑似被船舱分隔开的成堆文物，最大高度达3米多，文物以外销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保守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根据以青花瓷器为主的出水文物的造型、胎釉、纹饰、装烧工艺等，初步判断沉船年代为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以下简称“一号沉船”）。船上瓷器以窑口分，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以釉色分，有青花、青釉、绿釉、白釉、珐华彩等；以器形分，有碗、盘、罐、瓶、杯等。

二号沉船处发现了大量尺寸相近、码放整齐的原木，大多经过简单加工，初步研判沉船是由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船只，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以下简称“二号沉船”）。对其中一件原木木材进行的鉴定显示，其来源植株属柿树科柿树属。柿木是主要产于东南亚热带地区的一种硬木。综合研判认为，在二号沉船发现的大量原木可能是我国与海外的贸易往来中进口的重要物品。

不同于1985年发现的泰坦尼克号和去年在菲律宾海域水下6800多米深处发现的目前全球最深沉船——美国“罗伯茨”号都属于近现代沉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都属于古代沉船。这两艘沉船距今均已超过500年，但保存都相对完好。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礼学告诉记者，与1996年在我国西沙海域华光礁礁盘内侧发现的表面受侵蚀较严重的“华光礁一号”南宋沉船相比，这次发现的沉船文物被侵蚀情况不太严重，保存状况较好，信息保存完整度非常高，基本保持了货船沉没时的样子，没有被人为扰动过，好像一个500年前的时间胶囊。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翁彦俊推测，船的下沉可能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随着船体慢慢地在时间长河中解体，分离的船体和海床的环境及海洋中的其他一些生物慢慢形成了类似鲸落的体系，稳定了下来。

对中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且历史断代比较明确，一系列内容丰富、清晰明确的指向都令水下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发现感到振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炜认为，此次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的考古调查工作，对中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首先，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其次，我国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是在沿海和岛礁周边（水深40米以内的浅海区域）开展的。这次调查是首次对深海水下文物开展考古工作，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晚唐五代以来南海海上航线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再次，两处沉船年代相近，相距仅十多海里。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的重要性和当时繁盛的程度，有助于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双向流动。

“这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评价称，这一重大发现证实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对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贡献，也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进的美好前景，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据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项目领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透露，此次考古调查工作将在1年左右时间内分3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计划于今年5月20日至6月10日前后进行，第二阶段计划于今年8月至9月进行，第三阶段计划于明年3月至4月进行。每个阶段海上工作时间均为20天左右，总计执行约50个潜次。

　　辛礼学向记者表示，作为深海考古队的3家组成单位之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利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出水文物丰富馆藏，并努力为这些出水文物搭建保护、研究、展示的平台，“结合文物出水情况，尽快举办专题展览，使这些往昔沉睡于海底的精美文物尽早与公众见面”。

多学科合作提升考古能力、方法和设备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技术的善用，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技与工程研究所和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3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古代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于5月20日启动为标志，中国考古的深海之门正渐渐被打开。

据担任本次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考古项目领队的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建忠介绍，这次的深海考古队由考古学、文物保护、地球物理探测、海洋地质、海洋生物、机械电子等领域的近30名工作人员组成。分3个阶段执行的任务大致包括7个方面，分别为：使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潜器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进行科学考古调查，通过水下搜索摸清沉船分布范围，在沉船核心区域西南角设立水下永久基点；对两处沉船开展地球物理探测，对探测结果进行综合识读、分析和判断，获取沉船所在海域的海底地形地貌、水文以及沉船的物探扫测图像等数据；在水下搜索和物探扫测的基础上，根据沉船分布范围及扫测获取的物探图像，对一号沉船进行多角度、多种类的影像资料记录，包括整体正射影像、遗物堆积正射影像、重要区域、重要位置、重要文物以及重要的考古过程的影像等；对一号沉船开展三维激光扫描，与光学影像叠加，完成三维扫描及影像叠拼工作，生成一号沉船核心区遗物平面分布图；在完成资料记录的前提下，根据研究需要采集适量文物，初步了解沉船埋藏情况，确认沉船性质和内涵；提取海底底质、海水、微生物、船木、原木等样品进行科学检测分析，对出水文物进行现场保护和实验室保护，对沉船保存状况进行评估，为两条沉船遗址后续考古和保护提供决策依据；结合深海考古亟需解决的关键技术和难题，开展长基线定位、新型柔性机械手抓提文物、沉积物及样品采集、潜载吹沙装置清理等深海考古技术、装备的研发与应用。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等自主部署研发的船载多波束系统、应急救援打捞作业工具、水下无人探测平台等系列技术和装备，为深海文物的水下发现、打捞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学部副主任陈传绪介绍，未来针对两处沉船的深海考古工作，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将利用“探索一号”和“探索二号”科考船，搭载“深海勇士”号4500米级和“奋斗者”号万米载人潜水器，以及“狮子鱼一号”ROV（遥控水下机器人）等载人/无人平台装备，在沉船区开展多种探测、取样和文物提取工作，一步步解码被封存的历史。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则计划依托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现有的技术装备，围绕深海考古需求与技术进行对接，研发深海考古专用设备，共同开展深海水下考古工作。

在历史上发音为“China”的瓷器产地——昌江流经的古瓷都，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及其前身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近40年里已积累了近2000万块各类古陶瓷标本。2022年6月，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该博物院揭牌成立，按照标本资料规模全球最大的标准进行建设，致力于运用能谱电镜仪、拉曼光谱仪、X射线荧光分析仪等技术手段，把积累的瓷片制作成物理和数字形态的基因标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翁彦俊向记者表示，未来会向有关方面争取使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出水瓷器标本进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既有数据也会向合作方提供，作为其开展更深入工作的支撑。

在翁彦俊看来，通过多学科合作，有目的地到深海进行海域勘察，对考古能力、方法和设备的建设与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对船下沉过程的运动轨迹进行还原。

文献研究和考古发现结合可使历史和技术研究动态化

而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而言，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晓珊所说，“这次的发现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能促进我们进一步把文献研究和新的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去研究动态的历史和技术”。

这方面，翁彦俊也深有体会。他在国家文物局公众号上题为《中国深海考古重大发现》的短视频发布的第一时间，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留言：“大国考古，海丝遗珍！弘治写意人物与正德梵文等都极具公元1500年前后的典型纹饰特征，与青花罐上的缠枝莲纹具相似图案的景德镇瓷器也多见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油画。这两艘沉船的发现将极大改写西方大航海时代前夜的全球经贸和文化交流史！也是中国水下考古走向深海的里程碑！”

近日，他告诉记者，瓷器具有非常优良的物理性能，即使在深海底，也可以历久弥新。从已发布的照片和不多的影像资料看，一号沉船上的文物以青花瓷居多，大量的梵文写在碗壁或碗内芯上，也有一些五彩瓷，总的说来是一批精细产品占比较高的民窑产品。他推测这些瓷器可能是去往佛教比较盛行的东南亚地区，还有一些器物可能会被进一步进行一些转口贸易。

“一般认为沟通全球的西方大航海时代在明弘治时期尚未拉开的帷幕，要到正德时期才拉开。因此，这个时期海禁依然在执行，中国的外销瓷并不多。但实际上，海禁并没有禁得那么紧。成化时期可能还比较紧，流传在海外的瓷器非常少；到了弘治时期，海禁虽然没有明令放开，但已逐步放松。正德时期，澳门的屯门已允许葡萄牙人设立据点，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少量的中外交易。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民众逐利，有高额利润，就有人铤而走险搞灰色经济、走私贸易。学界已有人提出，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其实是欧洲人加入到该时代前夜在东亚-西亚-中东地区已经存在的庞大贸易圈。地理大发现实际是对全球贸易的一个补充，将欧洲也纳入进这个贸易圈。在全球化到来之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有这样大批量的中国青花瓷如今被发现存在于海上，刷新了我们的考古资料，需要我们更好地重新审视大航海时代前夜国际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的情况。”翁彦俊说。

是否真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经过大航海时代，好比是在“一片荒漠”上建立了“绿洲”，还是有可能“绿洲”本来就已经存在了，大航海时代只是将“林场”做得更大了而已？翁彦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此前，由科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东方考古》（第20集）中，学者李旻也曾通过对物质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来观察和描述传统的亚洲贸易体系向近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性转折过程。他指出，“与丝绸、香料、茶叶等大宗有机质货物相比，陶瓷碎片在沉船和遗址中得以完好保存，并且可以根据窑址考古和成分分析判断年代和产地。陶瓷考古显示，跨越东亚与印度洋世界的亚洲贸易网络在9世纪就已经相当成熟，在14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此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贸易陶瓷两度成为全球贸易重要物质。这些因素使外销陶瓷成为理解全球贸易结构变迁以及对当地社会影响的理想媒介。中国青花瓷的烧造是早期世界贸易和交流的产物。巩县、扬州，以及印度尼西亚黑石礁沉船出土的唐青花瓷器证明钴料在9世纪就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引入中国的陶瓷生产并返销海外。14世纪中叶，景德镇窑工匠使用进口钴料烧造出精美的元青花瓷器，并在制造初始，便以海外为目标市场，同青瓷、青白瓷、白瓷和黑瓷一起组成出口东南亚、西亚和东非市场的主要瓷器种类。至16世纪晚期，当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跨太平洋航路的开辟推动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青花瓷在陶瓷贸易中成为主导商品，并广泛地分布于全球各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认为，瓷器为研究全球范围内持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最重要和分布最广泛的物质文化材料。

“非常期待沉船中能发现更多的线索，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海上航路、贸易和航海技术的细节。”陈晓珊研究员向记者表示。

回望明代航海科技和历史

——专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晓珊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晓珊著有《沧海云帆——明代海洋事业专题研究》和《长风破浪——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研究》两本学术专著。前者深入研究了明代海洋事业中的若干问题，涉及造船与航海技术、海洋运输和由此带来的边疆发展等内容，立足全球交流的宏大视角和区域差异的细节研究，通过对若干具体个案的分析，展现明代海洋事业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在微观视角下对明代航海、造船事业的整体发展形成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而且对今天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海洋相关的社会管理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后者立足古代世界航海科技整体发展的背景，分析了郑和船队所用航海技术的来源和使用方法。

　　结合近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3家单位联合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开展初步水下考古调查的收获，本报记者专访了陈晓珊研究员，希望借助专业人士对明代航海科技和海洋管理政策的认识与理解，引发今人回望历史航标的兴趣，并在人文历史与当代科技之间搭建桥梁，以期推动社会各界以史为镜，更好地认识南海、经略海洋，也盼望我国海洋考古事业走得更深、更远。 

Q：您能否根据已有的信息推测出这两艘船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又是在什么地方被制造的？

A：沉船最初可能出事的位置是明朝海船出南海前往中南半岛或更远处的必经之路，从外国来华的贸易船也会从这里经过。所以，从哪里来的都有可能。在中国海船中，当时这条航线上比较多见的是来自航海大省广东和福建的海船。它们中具有代表性的船型，分别被称为广船和福船。

Q：我看到您的论文里曾写到，在世界各地的古代航海记录和航海指南中，留下了许多对各海域环境特征的记载，包括水色、岛礁、风浪、生物等内容。您所了解的南海西北陆坡这个海域，在沉船年代的生态环境大致如何？

A：南海西北陆坡这一带有很多古代航路上的重要节点，比如著名的七洲洋海域。它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二是因为航海风险很大。曾经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翻译费信在书里曾记载航海谚语说：“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这里的“七洲”就是指七洲洋，有时也被称为“七星洋”。这片海域水文状况复杂，异常的潮汐和潮流都会增加航海风险，而一旦航行方向出现偏东的误差，就有可能陷入附近西沙群岛的多礁区域。其实，这样的航海谚语在宋朝时就已经出现了，还有一些造船风俗和七星洋有关：1974年，泉州湾出土了一条南宋海船，船的龙骨两端按照传统风俗打有“保寿孔”，上面是7个小圆孔，里面放铜钱，排列形状像北斗星；下部的大圆孔是满月形的，放入一面铜镜，据说象征“七星伴月”，或是“明镜照明七星洋”。这种造船风俗体现了希望照亮七洲洋的暗礁险滩、使海船能安全航行的心愿。

整个南海里分布着很多岛礁，不仅给古代中国航海者带来很多风险，也给外来的航海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古代阿拉伯学者马苏第的著作《黄金草原》中，就说到中国海里“浪峰很多，汹涌澎湃的波浪占突出地位”，“海中会发现许多暗礁，船只不可避免地要在它们之间航行”。

古代航海谚语里提到“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是因为船舵放下来以后，经常就处于全船位置最低的地方，所以当海船触礁时，很可能会先把船舵撞断。这样，船就会失去控制航向的能力。如果狂风巨浪持续，船员们来不及修舵或更换新的舵，就会让船进一步损毁，直至沉没。

Q：就您所知，与这两艘沉船同时代的人有哪些及来自何方的导航技术或航海标识生物？您推测可能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了这两次沉船？

A：目前测定这两艘船所处年代是明朝弘治和正德年间。此前，郑和船队采用的以“更”为计量单位的航海计程测距技术已经向民间广泛普及，使用很成熟了。当时的人不是按照经纬度航行的，他们也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了解很多地球原理，当时的海员就是驾驶着海船分段航行。比如第一段是从港口出来，按照罗盘针的某个方向行驶若干个“更”，这里的每个“更”就是顺风状态下2.4小时的航程，然后就可以到达某个岛。随后再从这个岛开始，转向罗盘针的另一个角度，再航行若干个更，到达下一座山。就这样一段段航行下去，将一个个山岛地标连接起来，最终会到达某个港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辅助技术，比如用铅锤或者水竿测量水深和海底泥沙的情况，以防止海船搁浅触礁；又比如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海水的颜色、水流方向、潮汐、气象、鱼群或飞鸟的形态等，用来判断自己所在海域的情况。

如果是自然因素导致的沉船，最大的可能就是在风浪中触礁，因船体迅速损坏而沉没。从现在可见的图像里的情况来看，正德年间那艘装满瓷器的船规模很大，沉船遗址上各堆瓷器之间形成的分隔应该是水密舱壁。按当时的惯例，随船应该会有一两条小船，危急时可以用作救生艇。但海船沉没时经常伴有巨大的风浪，船下沉后，可能在一瞬间就会被卷入海水里。所以，船上的人很可能来不及全部逃生。

Q：之前，在这两艘明代沉船附近的海域曾发现著名的南宋初期沉船“南海一号”。您认为这次的沉船发现和“南海一号”上的相比，有没有新的亮点？历史记载当时明朝政府已经实行了海禁，这次南海考古却发现还有装载这么大量民用瓷器的船出海，对此，您怎么看？

A：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亮点是考古方式，就像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这对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前发现的沉船一般都在岛礁或者海岸附近，属于浅海范围，但这次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在水下1500米的深海里找到了沉船，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海洋考古的推动，拓宽了未来寻找沉船的范围。

这次的两艘沉船虽然距离相近，却分别是在往、返航线上的海船，这对于研究古代海船在这段航路上的实际航行操作很有意义。此外，这两艘船是如何沉到现在这个水下1500米的位置的，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它们在沉没过程中的具体情况。

关于明朝的海禁问题，其实朝廷的规定是一回事，民间的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私人海外贸易能获取高额利润，所以当时不管朝廷怎样禁止，依然有很多人违禁出海。说到底，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当时国内对海外贸易的需求是相互冲突的。就当时的海防和通讯等技术水平而言，也很难做到彻底禁止海洋贸易。而且，在巨额利润之下，存在许多灰色地带，官府、地方豪强和海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海商在陆地上找到了靠山。弘治年间还记载有很多沿海官军的家人联合海商，自己涉入海上贸易，这样当然是不可能做到彻底禁绝海洋贸易的。

　　正德年间的海禁政策和之前的相比，在实际操作上又放松了许多。而且，这时因为有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且很想要和明朝发展贸易，民间海商有很大的利润可图，就更加活跃；很多其他国家的海船当时也来华做贸易。政策宽松后，中国海商组织起了数千人的集团，建造大型海船，购置兵器，驾着大船纵横海上，规模非常庞大。这次在南海西北陆坡发现的这艘装满瓷器的一号沉船经初步认定为明代正德时期的海船，从它的影像就能想象当时经过南海的海洋贸易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