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陈焕镛《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是近代中国首部植物学家独立完成的植物园系统规划文献，填补了相关史料空白。本文梳理其诞生背景与创作历程，总结陈焕镛的核心贡献与建设思想，分析其规划理念的国际接轨性与时代局限性，结合当前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需求，提出兼具历史传承与时代价值的发展启示。

引言

植物园是植物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的重要载体。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受西方影响发轫，但长期缺乏系统规划。1929年陈焕镛《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首次构建了中国植物园建设完整理论体系，成为植物学家独立探索的里程碑。其规划主旨与当代植物园定位高度契合，为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参照。本文基于胡宗刚研究，挖掘该计划书的历史价值与思想内核，为新时代建设注入历史智慧。

1. 历史脉络：从理念传入到系统规划的诞生历程

这一文献的诞生是西方植物园理念东传、广州地方社会建设需求与陈焕镛专业积淀三者结合的产物，其创作与刊发历经早期酝酿、专业筹备、正式刊发三个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从"理念探索"走向"系统规划"。

1.1 西学东渐：广州植物园建设的早期探索（1921-1928）

广州因地近香港的地理优势，成为近代中国西方文化传入较早的城市，英人在香港设立的植物园，作为城市公益性事业的典范，为广州引入西方植物园建设理念提供了直接借鉴，成为广州植物园筹建的重要思想源头。这一西方公益与科研兼具的植物园理念，也在后续广州的建园尝试中，逐步从形式借鉴走向实质落地。

1921 年 12 月，广州市政府率先拟定罗浮山整顿计划，提出在当地设立约三千井的植物园，计划由农林试验场前任管理，初衷却仅为借植物园之名造林绿化、点缀罗浮山名胜，并无西方植物园核心的科研、科普与植物改良诉求，此次尝试虽为广州植物园建设的首次酝酿，却因缺乏实际规划与核心理念支撑，最终未组织实施，仅停留在计划层面。

1926 年底，广州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完成政府重建与大学改组后，中山大学生动植物系结合学科研究与科普需求，提出在越秀山空地兴建动植物园的实质性提议，校长戴季陶就此致函市政委员长孙科推进此事。1927 年初，孙科复函促成中山大学与市府工务局对接，工务局虽表示赞同，却在出资问题上提出多方分摊方案，引发经费分歧。中山大学以已派员采集标本（如辛树帜率队赴广西瑶山）耗费甚巨，且后续植物培养、动物采办等开支庞大为由，主张由市政府承担建筑经费，校方负责标本搜集、栽培试验与科研指导，该意见得到代理市政委员长林云陔的认可，其于 1927 年 9 月向市财政局下达指令核准此方案，相关决议刊于《广州市市政公报》，成为建园推进的关键节点。

此后，市教育局代局长卢德偕同中大教授实地勘察，选定越秀山北边山麓为园址，此处地形优越，既适合动植物生长，也可规划为兼具科研、教学与市民休闲功能的综合性区域。陆幼刚出任教育局长后，结合广州地近热带、生物资源丰富的特点，划地 433 亩、拟定开办费 4.9 万元，于 1927 年 9 月提交市行政会议议决，因国民政府初建财力有限，方案仅交由财政局审核。教育局为加速推进，又提交《筹备市立动植物园计划书》，明确植物园的科研宗旨，规划了农业、药用、有毒等十余类植物分区及显微镜、采集器等科研设备，虽部分规划缺乏实操性，却仍获财政局核准，建园事宜交由市博物院兼理，经费分期拨付。

1927 年 12 月，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正式启动筹建，园址扩充至 715 亩，同时制定《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明确园区隶属于市教育局的管理架构，核定委员长、技士、干事等核心职员四人，聘请植物学家陈焕镛兼任植物园主任。陈焕镛到任后，发现园址范围内存在大量居民墓地且有新墓出现，严重阻碍建设，遂致函教育局要求昭示市民禁止在园内安葬，同时提出另组专门的动植物园筹建委员会的建议，获官方赞同。1928 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农学院设立植物研究室，与市立植物园筹建工作形成联动，植物园也开始通过本地采集、市场购买及向国内外农林机构征求、交换等方式搜罗植物种苗，逐步将西方植物园的引种、科研与科普理念融入建园实践，至此，广州植物园完成了从西方理念传入到实际筹建的关键过渡，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机构、人员与资源基础。

        图1 1929年12月3日 民国广州官方公文影印件，佐证陈焕镛提议另组专门筹备委员会，

呈报修订大纲章程经林云陔核批

1.2 十阅月筹备：陈焕镛的建园实践与规划形成

1928 年 12 月，陈焕镛奉令筹备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选址越秀山开展建园工作，至 1929 年 9 月历时整整十阅月。此间，他虽面临开办费拨付不足的重重困境，却始终悉心筹划、躬身实践，推动园区建设初具规模，并于 1929 年 9 月向广州市教育局呈递《条陈筹办植物园经过概略》，详述筹备始末、提出后续规划，同时迫切诉求经费按期拨付。这份十阅月的实践积累，也成为其 1929 年 10 月撰写《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的重要基础，让该计划书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实操性。

筹办之初，建园经费便成为核心掣肘。广州市立植物园开办费原定四万九千元，经市行政会议核准分五期拨付，并列入十七年度预算，但十阅月间陈焕镛仅领到九千元，剩余四万元迟迟未到位，陷入 “无米之炊” 的窘境。因经费短缺，温室、温床、亭台、池沼及正式办事处等建筑类工程均无法启动，但陈焕镛仍坚守职责，在有限条件下推进种苗征集、栽植规划、园道整理与基础设备搭建等核心工作。

在种苗征集方面，陈焕镛开辟多渠道搜罗路径，力求种苗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筹备之始，他不仅在各地采购、采集树苗花苗，还亲赴港澳搜罗名贵及本地稀缺的植物品种；1929 年 4 月，其奉中央研究院令出席爪哇太平洋科学会议，返程时顺道在荷属茂物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购得多种苗木带回栽植。同时，他着眼于国际种苗交流，致函欧美各国大植物园及英、美、德、法农林机关，协商种苗互相交换事宜，均获完满答复，还收到爪哇、古巴各大植物园，美国哈佛大学及加省大学的种苗赠送。十阅月间，园区累计征集得种苗花草约630余种，大小共11000余株，为建园奠定了坚实的种苗基础。

植物栽植工作则立足华南地域特点，进行科学规划与分步实施。广州市立植物园规划面积约千亩，陈焕镛将全园精细划分为六十一个植物部，如木兰部、番枝部、樟木部、毛茛部等，各部再进一步分科属，为后续系统栽植搭建框架。因筹备初期种苗尚未征集完备，他采取权宜栽植策略：先以加利凤凰木、银桦、石栗等普通树苗遍植山上，既可观瞻景观、保护地方水土，又能为后续新种苗提供防护；外国寄来之已发芽苗木或种子，则统一安置于苗圃精心培育，待其成长后再移种山上。截至 1929 年 9 月，园内所植树木生存率超百分之九十，枯萎者寥寥，按此态势，预计一二年后便可山林成景，为市民带来生态裨益。

园道整理围绕灌溉与交通需求展开，兼顾实际地形与长远规划。越秀山园址属山地地形，地势崎岖、通行不便，陈焕镛督工开辟园道，从园区临时办公室出发，经大小西竺、盘龙岗至五层楼后面一带辟出主路，再由主路分设无数支线曲折延伸至山顶，既实现园内各区域的连通，便于树木灌溉，也能有效防范火警。因园区园址为市民安葬之所，辟路时需刻意避开山坟，导致临时园道路线迂徐曲折、广狭不一，但此为临时设计，陈焕镛规划后续按原定方案对园道进行切实整理，以实现车辆通行的长远目标。

基础设备搭建则聚焦植物培植的核心需求，补齐水肥与培育短板。筹备之初，陈焕镛便设立苗圃，将本地征集及外国寄来的所有种苗花草统一安放于此，用心栽植与保护，保障种苗存活率；针对广州历次造林运动中树木易枯萎的问题，他究其根源为缺乏专业培植与水肥保障，遂在洼地凿池蓄水，蓄积山溪之水以满足园内树木灌溉需求，又在山下择取适宜地点设置堆肥点，为植物生长提供肥力。正是这些基础保障，让园内所植树木得以良好生存，成为建园初期的重要支撑。

十阅月的实践让陈焕镛对原拟的植物部计划书有了更贴合实际的认知，发现其中多处需修正，且开办费原分配方案亦有不合理之处。为此，他结合筹备实际对计划书进行全面修正，同时对剩余四万元开办费重新规划分配，拟定分五期备领，每期八千元，拨付时间依次为 1929 年 9-10 月、11-12 月，1930 年 1-2 月、3-4 月、5-6 月。并将《条陈筹办植物园经过概略》、修正后的植物部计划书及开办费支配表一并呈交广州市教育局，恳请当局按期清拨经费，让园区建设得以按次就班推进，早日落成。

陈焕镛这十阅月的筹办工作，是中国近现代植物园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探索。他摒弃纸上谈兵，将植物学理论与建园实践深度结合，从基础的园道、水肥建设到细致的种苗培育，每一项工作均悉心谋划、躬身落实。虽受经费掣肘，诸多规划未能完全落地，但已让广州市立植物园初具规模，其在筹备中形成的实践经验与科学规划思路，也为后续中国植物园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图2 1929年9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载《陈焕镛条陈筹办植物园经过概略》局部

1.3 从实践到蓝图：计划书的最终成型与正式刊发

1929年，广州市政府推进筹备越秀山市立动植物园，经市行政会议议决核准拨款四万九千元开办，因陈焕镛的专业声望，邀其主持园内植物部的创办工作。他以长达十月的实地深耕为基础，对越秀山园址展开全面踏勘，摸清地形地貌与水土条件，为规划奠定现实基础。

在实地筹备中，陈焕镛亲力亲为推进各项实操工作：赴港澳搜罗名贵及本地稀缺植物，借出席爪哇太平洋学术会议之机，从东南亚植物园购置苗木，还与欧美各国农林部、知名植物园建立种苗交换合作，累计征集360余种、11000余株种苗花草；针对越秀山崎岖地形，督工辟建主路与山间支线，兼顾灌溉与交通需求，同时凿池蓄水、设立苗圃精心育苗，即便仅到位九千元开办费，仍完成基础植物栽植，苗木成活率超百分之九十。这些实地实践与探索，成为其撰写开办计划的重要现实依据。

在充分实地踏勘与实操的基础上，陈焕镛完成《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的撰写，这份凝结着实地经验与专业思考的计划书，随后被呈交至广州市政府第十二次市行政会议讨论，成为植物园建设的核心纲领，也是中国植物学家所撰写的第一份植物园开办计划书。

该计划书的价值很快被媒体发掘，广州《民国日报》获得计划书内容后，将其以《市立植物园筹办计划》（见附件）为标题，于1929年12月30日正式开启连载，在1929年底至1930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分五次将计划书内容完整刊发出来，让这份兼具专业高度与实践价值的规划方案公之于众，也使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的首个系统规划得以被社会知晓。而这份脱胎于实地筹备的计划书，因内容全面细致、与现代植物园主旨高度契合，也成为中国近代植物园史的重要文献。

图3 1929年12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开始连载陈焕镛《市立植物园筹办计划》，共连载五期

2. 思想遗产：陈焕镛的建园贡献与核心理念

陈焕镛不仅完成了近代中国首部植物园系统规划文献《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更通过长期实地筹备与后续六年运营实践，构建起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核心贡献与建设思想成为中国植物园发展的重要历史遗产。

2.1 四大开创性贡献：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探索

陈焕镛对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的贡献体现在理论构建、实践探索、体系拓展、人才培育四个维度，实现了从“规划设计”到“落地实践”再到“长远传承”的全链条探索：

撰写首部系统规划文献，奠定近代植物园建设理论基础：《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首次构建起包含“定位-分区-设施-发展”的完整植物园建设体系，涵盖科研、教学、科普、游览等多重维度，其规划主旨与当代植物园核心定位高度一致，成为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的理论蓝本，被评价为“中国近代植物学史上的里程碑式文献”。

十个月实地筹备，完成近代植物园建设的首次实操探索：1928年12月至1929年9月，陈焕镛累计征集种苗花草630余种、1.1万余株，通过国际引种与本土采集结合建立起初步种苗库；将园区面积扩充至715亩，并按植物科属划分为61个植物部，彻底摒弃此前按应用属性分区的不合理方式；解决了灌溉、养护等核心技术问题，使园区树木存活率超90%，完成了近代中国植物园建设的首次系统性实操。

构建“公益-科研-区域特色”的实践脉络，传承植物园建设理念：陈焕镛兼任广州市立植物园主任六年，持续推进种苗引种与园区运营；同时将建设理念延伸至多地，在中山大学开辟以植物分类学研究为核心的标本园，抗战胜利后在广西桂林建立植物园雏形，1954年更主持开辟了如今华南国家植物园的前身，构建起从“城市公益植物园”到“高校科研标本园”再到“区域特色植物园”的完整实践体系，成为华南地区植物园建设的奠基人。

推动管理团队专业化，培育植物园建设本土人才：因身兼多职事务纷繁，陈焕镛于1935年提议将自己120元的植物园主任月薪全额拨作增设技士费用，推荐在园服务六年的专业人才麦学榜升任技士，打造了首个专业化的植物园管理团队，体现了其“以园为业”的专业情怀，也为近代植物园建设培育了首批本土专业人才。

2.2 五大核心理念：百年前的前瞻性规划智慧

《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与陈焕镛的实践探索，蕴含着兼具专业性、本土性、系统性、公益性的植物园建设思想，其核心内核可提炼为五大方面，成为当代植物园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

多元定位的公益内核：摒弃盈利性，坚守科研与社会服务本质：陈焕镛在该计划书中明确将植物园定位为“公益性机构”，区别于单纯追求盈利的造林园艺与普通花园，确立了“学校教材准备、植物研究参考、市民游览休憩、引导造林兴趣”的四大核心定位，制定的十九项具体业务涵盖植物保护、引种试验、科普教育、园艺指导等，兼顾科研价值与社会服务功能，彰显了植物园的公益本质。

科学分类的规划逻辑：遵循植物学规律，适配植物生长特性：陈焕镛在规划中彻底摒弃此前按应用属性分区的方式，在该计划书中按植物品类与生长特性规划了羊齿部、仙人掌部、竹园等十二个植物分区，对每个分区的选址均结合场地自然条件精准考量，如将仙人掌部设于干燥山坡、水花部设于湿地，既适配植物生长需求，又兼顾景观打造，体现了“以植物学规律为核心”的科学规划逻辑。

理论结合实践的本土适配：贴合地域自然条件，注重实操性：陈焕镛的规划并非照搬西方植物园模式，而是在该计划书中充分贴合广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如重点规划竹园、热带果树部等适配广东气候的植物分区；同时制定了务实的筹备过渡策略，提出“先种植普通苗木，既营造景观，又为新种植物提供保护”，实现了理论规划与实地实操的深度结合。

国际交流与本土保护的双向融合：引智引种，坚守本土植物核心：陈焕镛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在该计划书中明确提出与欧美各国大植物园、农林机关建立种苗交换关系，从荷属茂物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引种，获哈佛大学等机构赠送种苗；另一方面将“本省植物采集保护与防灭绝”列为首要业务，强调“搜罗并试验栽植适配广东气候的植物”，区别于西方殖民式植物园“侧重经济植物输出”的模式，实现了国际交流与本土植物保护的有机融合。

筹备与长远结合的系统思维：立足当下，谋划植物园长效发展：陈焕镛在该计划书中既包含务实的筹备期策略，解决了种苗培育、园道整理、灌溉养护等当下问题；也制定了清晰的长远发展规划，提出“筹募巨款增购平地、迁走园内山坟”，并明确欧美各国农林部及植物园愿为建设提供协助，体现了“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系统发展思维。 

3. 国际视野下的百年对话：规划理念的接轨与时代局限

20世纪20-30年代，欧美与东南亚的植物园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陈焕镛在《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中体现的规划理念与后续实践，在理论理念、技术方法上与国际水准高度接轨，且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创新；而经费、硬件、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差距，则源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并非规划与专业能力的局限。

3.1 理念与技术的国际同步：四大接轨特征

20世纪20-30年代，国际植物园建设已形成成熟的发展模式：欧美地区的哈佛阿诺德树木园、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等，以植物分类学研究为核心，兼具科普教育、经济植物引种推广功能；东南亚的荷属茂物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等，作为殖民时期的重要植物研究机构，侧重热带植物研究与经济植物引种。陈焕镛的规划与实践在核心层面与国际植物园建设高度接轨，且实现了本土化创新：

规划理念同步，多元定位与国际植物园核心功能一致：陈焕镛在该计划书中确立的“科研-教学-科普-游览-实用推广”多元定位，与同期国际植物园的核心功能完全契合，均突破了单一的“植物栽植”范畴，将植物园打造为植物学研究、人才培养、公众教育的综合平台。

技术方法接轨，遵循国际植物学规范开展规划与实践：陈焕镛按植物科属进行园区分区、按温度湿度划分温室功能、建立国际种苗交换体系等做法，均遵循了当时国际植物园建设的核心技术规范，与哈佛阿诺德树木园、荷属茂物植物园的规划技术保持同步，体现了其扎实的国际专业训练背景。

本土化创新，区别于殖民式植物园的发展模式：与西方殖民式植物园“侧重经济植物输出、服务殖民经济”的模式不同，陈焕镛在该计划书中将“本土植物保护与防灭绝”列为首要业务，强调“适配本地气候的植物研究与推广”，将国际植物园建设经验与中国本土需求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植物园建设模式。

3.2 时代局限下的现实挑战：三大发展差距

尽管陈焕镛的规划理念与专业方法已达同期国际水准，但受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背景制约，其植物园建设实践与同期国际植物园仍存在显著差距：

经费与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同期国际植物园均有稳定的政府或财团资金支持，拥有完善的试验室、温室、标本馆等硬件设施；而广州市立植物园原定4.9万元开办费仅拨付9000元，导致该计划书中规划的温室、办公用房等核心建筑未能动工，种苗征集、园道改造等工作均受掣肘，硬件设施与国际水准差距悬殊。

园区建设的系统性与规模性不足：同期国际植物园已形成庞大的种苗库、完善的研究体系与规模化的栽植区域；而广州市立植物园仍处于筹备阶段，种苗征集尚未完成，园道因避让坟冢呈“迂徐曲折”状态，正式道路与配套设施未能建设，未能完全实现《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中的规划目标，园区建设的系统性与规模性远不及国际水准。

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同期国际植物园建设拥有完善的政策支持与社会配套，土地、规划等问题均能得到有效解决；而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导致广州市立植物园面临“迁坟困难、新墓不断”的土地问题，且政府经费拨付缺乏保障，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完善成为该计划书落地实施的重要制约因素。

核心结论：陈焕镛的植物园规划与专业实践已达20世纪20-30年代国际水准，差距源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非规划或专业能力局限，侧面印证了该计划书规划理念与专业方法的前瞻性。

4. 当代镜鉴：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六大启示

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的体系，北京、华南国家植物园已揭牌，候选园稳步推进。陈焕镛的建设思想与《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实践，为新时代体系建设提供历史启示，核心是传承历史智慧，结合时代需求，构建兼具专业性、本土性、公益性、系统性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坚守“科研-科普-公益”的核心定位，规避过度商业化倾向。陈焕镛将"公益性"作为植物园核心本质，摒弃盈利导向。国家植物园（含候选园）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载体，应坚守植物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普及的核心定位，传承公益理念，以科研与科普为核心功能，规避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回归科学与公益本质。

坚持科学规划与本土特色深度融合，打造区域差异化的植物园体系。陈焕镛"遵循植物学规律，贴合本土自然条件"的规划思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地域辽阔，植被类型差异显著，应避免"千园一面"，坚持科学规划与本土特色结合：两大国家植物园分别聚焦北方温带与华南热亚热带植物；各地候选园（如南京侧重华东、武汉侧重华中、昆明侧重西南）及地方植物园，应立足区域植被类型，开展本土植物保护研究，构建"全国统筹、区域特色、差异发展"的体系。

强化国际交流与本土保护的双向融合，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陈焕镛"国际交流引智引种、本土保护筑牢核心"的做法契合国际趋势。新时代国家植物园建设应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将本土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作为核心，开展资源调查、种质保存与驯化培育，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为全球贡献中国力量。

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与政策支持机制，夯实植物园发展基础。陈焕镛因经费短缺遭遇的困境警示我们，稳定保障是发展核心。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应建立长效化、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将建设经费纳入中央与地方财政预算，保障科研、保育、科普需求；完善政策支持，解决土地、规划、人才问题，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夯实发展基础。

推动植物园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核心能力。陈焕镛依托中山大学实现"校地合作、科研与实践融合"的模式值得借鉴。国家植物园应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协同，建立产学研机制，传承"科研与实践结合"理念，打造植物学研究平台与人才培养基地，推动基础与应用研究融合，提升科研核心能力。

培育“以园为业”的专业人才队伍，强化植物园人才支撑。陈焕镛"以园为业"的情怀是重要精神遗产。植物园需要植物学、园艺学、科普教育等复合型人才，应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完善培养、引进与评价机制，培育热爱事业、专业扎实的人才队伍，为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结语：百年智慧照鉴未来

陈焕镛所撰该计划书不仅是近代中国植物园史第一篇系统规划文献，更标志着中国植物学家独立探索植物园建设的开端，其规划理念与实践探索达到同期国际水准，成为重要历史遗产。他坚守的“公益内核、科学规划、本土适配、国际融合”建设思想及“以园为业”专业情怀，为新时代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了珍贵历史智慧。

新时代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应传承陈焕镛的植物园建设思想，坚守该计划书核心理念，立足“科研-科普-公益”核心定位，坚持科学规划与本土特色结合，强化国际交流与本土保护融合，建立稳定经费与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人才队伍，统筹推进核心园、候选园与地方植物园建设，构建兼具专业性、本土性、公益性、系统性、国际性的国家植物园体系，让植物园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载体、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公众科学普及的重要阵地，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胡宗刚. 近代中国植物园史第一篇文献：陈焕镛《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EB/OL]. 2025-12-19.

[2] 胡宗刚. 民国广州市立植物园[EB/OL]. 2025-11-01.

[3] 胡宗刚. 陈焕镛：筹办广州市立植物园十阅月概略[EB/OL]. 2026-01-14.

[4] 陈焕镛. 广州市立动植物园植物部开办计划[J]. 民国日报（广州）, 1929-12-30至1930-01（分五次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