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鲜衣怒马的少年，到诈术使得出神入化的暮将；从出世入世，到入道入仕……当二十四桥明月夜和金戈铁马、边塞流放都成为过往，那宁静祥和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还有黄鹤楼上意气风发的少年们让彼此心悦赞叹的诗，却代表整个大唐和长安最锦绣的繁华，留了下来，轻舟可过万重山。

　　全片自李白教高适在相扑中“如何骗过对手”始，以素来严谨耿直的高适在现实中运用相扑“以虚御实”的智慧兵胜剑南终，人生如戏，也许一生的耿直真诚，才能成就最后那一点点兵家的“诈”，但还是没有跳出李白所说的“细节要逼真，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都是真的，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所以在高适心中，忘不掉的还是李白恣意狂放的笑声、与从渤海郡王的祖业中一路如履薄冰走来的自己截然不同的终生少年人。

　　《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和高适，有点像竹林七贤里的嵇康和山涛。嵇康在听到山涛（字巨源）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想荐举他代其原职（简言之，拉上自己一起做官）的消息后，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但嵇康临死前，对着哭啼的儿女却说：“不要哭，去找山涛叔叔，他会把你们抚养成人。”

　　没有世袭封荫的普通人，一生追求也好、挥洒也好的功名，即使在“平民遇盗贼，杀之无罪”的、社会那么开放的大唐，也许也都在出生时已经写定。所以，不仅高适早早就明白：“我父亲剑法卓越，军功卓著，但当下是李林甫着相，他一味提拔番将、制约汉将，我父亲他纵使再有才华，也只能在扬州家中博人一乐。……我本军人之家，出生入死，博得一名，是我高家的命数！”，到了暮年仍感叹：“没想到我在驿站写下的诗，让人人都知道了我高适是一个诗人。但是，我诗中的愤懑有谁能知？满朝文武需要的是溜须拍马之徒，而不是一个可能会让他们声名狼藉的文人。非常之危，才让我这个从八品的小小芝麻官，半年间成了淮南节度使。”即使是很长时间里都以为自己既有行商成功、产业巨大的家世，又有冠绝天下的奇才，才华抵得上一万个相识一亿年的情谊，不相信天下有什么门竟不会为自己所开，因而一生变着花样折腾的李白，同样不仅很快就发现长安城里的仆人“有眼无珠”，而且到了“飞不动”的大鹏暮年，也终于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心比天高、身仍下贱地写下“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李白急于功名投奔永王犯下谋逆大罪重要吗？李林甫虽然贪婪，但是强干，把持朝政19年后忽然去世，杨国忠接任，致安禄山谋反，彼时朝中忠臣良将皆已被斩，偌大的朝廷竟无可用之人，这些重要吗？郭子仪平定安氏之乱、高适在剑南以退为进诱敌深入调虎离山勤王成功重要吗？……历史也许会记下这些，但在李白、高适、杜甫这群惺惺相惜的诗人们一生中，真正重要的一定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两岸猿声”。

    重要的是李白说：“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首诗，二十年前，我就是照着高适你的样子写的。”重要的是李白念出自己在远方听闻的边塞诗歌，说：“高适，你终于成了一个诗人。”重要的是高适写信请郭子仪救李白，天下人不知，都以为是郭子仪救的李白，但杜甫记得。

　　这几天正好在看莎乐美的回忆录，不知为什么，看《长安三万里》的时候，就想起了那本书。也许，李白身边的高适、杜甫、王昌龄、岑参，让我想到莎乐美一生中遇到的保罗、尼采、安德烈亚斯、里尔克、弗洛伊德——那些对一个人而言真正重要的相遇。

　　“个人的生命在社会的洪流中，远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它的降临只是为了测验我们的幸福与痛苦。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可能被证明是最难以消除的，而那些最壮观、最成功的东西，世人反而可能会视而不见。”——莎乐美的这段话，也许正好注解了《长安三万里》的编剧心目中，那些世人未必看见却非常重要的东西。

　　世人看到李白是翰林学士，是宰相家的赘婿，是王谢堂前的宠臣，是站错了队的罪人；玉真公主有时看到李白的才华，有时没看到、忘了；贵妃有时喜欢李白的才情，有时觉得他狂妄犯上；但高适看了李白从豪侠少年开始意气渐尽而灵气不灭的一生，看到他的热情、豪气、失落、无奈、天真、幼稚、执着、洒脱……看到他获赦之后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时重新附体的仙气，看到这个放浪形骸的同龄人身上大多数时候逍遥世外的贵族气和少数时候隐隐的不甘与挣扎、对友人既可潇洒地相忘于江湖，又会不顾一切地追赶，只为寻求一个“当否”答案的眷恋……看到他世人看不见的雄心，也看到他世人看不见的隐忍。这连贯的、非片段式的、穿透表象的看见，一生的注视，就是友谊的价值。

　　如今再吟“长安回望绣成堆”，真是锦心绣骨成群结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