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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焱博文有感
中医首先是一种医疗技术。既然是技术,就是要在实践中运用的,要亲自动手的,这就是儒家说“医乃格物致知一事”之意。现在人说技术,只注重技字了,很少深究“术”的意思,而中医又是医术。技,是技能,需要动手完成的。术,是招术,不一定非得动手去实现,更是智慧的表现,比如对告诉人们怎么避免生病,怎么强身健体,怎样调节情志,怎么顺应四时气候变化规律等。
——张焱:《陈热闹爹的博客这两天更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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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对“技术”一词的含义未加细究,张焱这篇博文引发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兴趣,并且其文中“技,是技能,需要动手完成的。术,是招术,不一定非得动手去实现,更是智慧的表现”这段话对我的思考有很大启示性,由此我进一步作了如下思考:
(1)“技”是通过具体实践所获得的一种经验,其表现方式是实践者在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操作行为;“术”是对前述一系列操作行为的某些要领(包括操作的基本程序和行为的基本步骤)的概括。
(2)“技”所反映的是实践者作为具体的人所特有的灵性与悟性;“术”所反映的是实践者作为人类所具有的智性和理性。人所特有的灵性与悟性与人类所具有的智性和理性的关系,相当于理学家张载所讲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关系——灵性与悟性属于“气质之性”,智性和理性属于“天地之性”。若以张载理学来解释“技”与“术”的关系,则“技”是“气质之性”的表现,“术”是“天地之性”的表现。张载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故更具体地说,“技”是由“气质之性”所决定的“才”——笔者把它理解为“灵性与悟性”。各人因禀受阴阳二气的不同而形成各有差异的“气质之性”,从而决定各人之间有才与无才以及才大与才小的区别。——按:朱熹的观点与张载有所不同,朱熹认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据此,则“才”是由于“理”和“气”共同决定的,而不仅仅取决于“气”。但无论如何,既然“才”牵涉到所禀受的“气”(阴阳二气)之厚薄、清浊,属于“才”范畴的“技”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个性,从而在人与人之间是很难互相学习的,这与“术”的情况不同:“术”所反映的是人所共有的“天地之性”,故“术”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3)“术”作为某种实践过程的行为要领适用于与之同类的实践,为了使别人也能掌握这套行为要领,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语词系统表达出来,这个语词系统标志着一个概念系统,该概念系统承担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对相关实践主体所当遵循的操作程序和行为步骤加以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实践主体的行动具有指令性作用;另一方面对这些规定的所以然之故加以说明,这些说明对执行这些规定的行动主体具有解惑作用。就其具有前一方面的功能而言,“术”是一套行为指令,相当于朱熹所讲的“所当然之理”或“所当然之则”;就其具有后一方面的功能而言,“术”又是一套行为原理,相当于朱熹所讲的“所以然之理”或“所以然之故”。要之,“术”是相当于朱熹所讲的“理”(“事物之理”)。——按:在朱熹理学中,“理”有“事物之理”和“本体之理”双重含义,其关系是:“事物之理”来源于“本体之理”,是“本体之理”在万事万物中的具体表现;“本体之理”是“事物之理”的总体,并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太极”,又在“形而上者”的意义上被称为“道”。故若以朱熹理学来解释“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是体现人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才”与“理”,“科学”是体现宇宙本体的“道”,“技术”是来源于“科学”,是“科学”的具体表现。
(4)朱熹理学在思维方式上是属于先验性的演绎思维,故“技术”来源于“科学”和具体地表现“科学”,这种关系不过是“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先验性演绎逻辑关系。若按经验性的归纳思维,则“技术”与“科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科学”是来源于“技术”和对“技术”的归纳,也就是说,“技术”与“科学”都不是外在于人事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事的东西,是体现在人事中的人性——“才”与“理”。如果说“才”是表示实践过程中行为主体(人)之间相互差异的个性关系的话,那末,“理”则是表示实践过程中行为主体(人)之间和主体(人)与客体(自然)之间相互统一的共性关系。由于“技”与“术”已足以反映“才”与“理”,“科学”就可以被并入“技术”了,也就是说,有了“技”与“术”的区分,就不再需要“技术”与“科学”的区分了。被归并到“技术”中的“科学”可被理解为就是“所以然之理”意义上的“术”。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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