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大学工作，直接接触研究员的机会不多，但在读博士期间，听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十余人次的课，确切地讲，是听了他们十余人次的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对于当时已经是副教授的我来说是很精彩的，但坦率地讲，如果他们给本科生也这样讲课，则未必会收到同样的效果。事实上，我当学院院长期间，曾经请过许多研究员到本院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作报告，据我观察，学生听讲后的大致反映是，研究生有些面有喜色，而本科生几乎一脸茫然，我问其故，本科生普遍的回答是，其讲课内容深奥又枯燥，实在有些听不懂，也听不进去。

       实际上，我们教师当中也有不同类型，有些是研究型的，学问做得专精，但讲课却未必受本科生欢迎，有些是教学型的，学问做得平泛，但讲课却颇受本科生欢迎。我因此曾向学校建议：学校应当鼓励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根据各自特点去发展自己，相应地评职称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可以分别对待，讲课确实极受学生欢迎的，则不必有多少学术论著也可以评到教授；讲课不受学生欢迎的，评职称时主要看其学术论著的质量与水平。

       我的建议遭到当时某个校领导的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没有学术水平，还谈什么教学水平？他的话，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原则上讲也的确是如此，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虽然当时心里还是别有想法的。

      其实，就科研与教学而言，是不可以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学术水平的。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在科研上从事顾炎武研究有近二十年，出了三部专著，但我在课堂上给本科生讲课，是极难得会提到顾炎武的，即使提到，也只是讲些很平常的有关顾炎武的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及主要的哲学观点，而这些内容是任何一个非顾炎武研究专家都能讲得出来的。以此类推，给本科生讲中国哲学史，就只要系统地讲一些基础知识，而不必也不应讲得专精，讲课内容专精了，一是课时不够，二是学生听不懂，三是内容相对枯燥，学生不要听。这说明，教学与科研是各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决不是学术研究得越专越深，教学水平就越高，远不是这么回事。

      另一方面，给本科生讲课，尽管只是系统地讲些基础知识，但要讲得上水平，得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样讲课时，一是信息量大，能满足各有其知识兴趣和爱好的学生的不同需要，如此学生的受益面较广；二是容易讲课讲得生动活泼，使学生爱听——如果讲课讲得学生不爱听，则讲课内容最好，其效果也几乎等于零；三是能把学生所应掌握的各门知识相互联系起来，这有利于他们形成一个知识整体，从而能从整体角度去理解各门知识，由此可起到巩固和深化其所学各门知识的作用。

       例如，要讲好中国哲学史，首先，得有较好的古汉语知识基础，还得懂些考据学知识；其次，得有比较熟悉的中国通史知识，还得大致了解每位哲学家的平生事迹；再次，得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且至少得大致了解西方哲学通史知识；第四，对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属于哲学门类的知识都要有些研究和了解，否则无法把相关讲课内容讲好；第五，对宗教要有所研究和了解，特别是对中国佛教和道教须有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如何讲佛教哲学？如何讲道教哲学？而讲到佛教哲学，如果没有佛教通史知识，是无论如何都讲不好的。如此等等，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这还只是中国哲学史一门课程。在大学里给本科生讲课，决不是只讲一门课或只能讲一门课，至少也应该能讲三门课，虽然不必每个学期同时讲三门课。

       要讲好一门课，对于各种应该掌握或了解的知识，还不是象科研中查阅文献那么简单，科研的查阅文献，其资料与数据，一般查过就算了，可以不必熟记，但是讲课中则最好要做到能够把它们信手拈来，如此运用自如，才能讲课连贯，一气呵成，否则断断续续，讲课效果就会差得多。但要达到这一点，得花功夫，要经常接触这些资料，还得及时补充新的资料。讲好课容易么？要做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不做一个相对的“万事通”行么？

      现在大学把教师当科研人员，把教授当研究员，压着他们搞科研，要又快又好的出科研成果，如此怎能让他们同时又把课讲好呢？研究员可以只做在某个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专家，而不必同时又做一个“万事通”，教授则不仅要做专家，同时还得做一个“万事通”。在目前大学普遍的科研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教授所要付出的努力，原则上比较研究员所付出的要多，甚至多得多。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已很少有优秀的教授了，本人也不属于优秀之列，虽然自己平时很努力，但毕竟精力有限，难以做得到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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