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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大学工作,直接接触研究员的机会不多,但在读博士期间,听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的十余人次的课,确切地讲,是听了他们十余人次的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对于当时已经是副教授的我来说是很精彩的,但坦率地讲,如果他们给本科生也这样讲课,则未必会收到同样的效果。事实上,我当学院院长期间,曾经请过许多研究员到本院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作报告,据我观察,学生听讲后的大致反映是,研究生有些面有喜色,而本科生几乎一脸茫然,我问其故,本科生普遍的回答是,其讲课内容深奥又枯燥,实在有些听不懂,也听不进去。
实际上,我们教师当中也有不同类型,有些是研究型的,学问做得专精,但讲课却未必受本科生欢迎,有些是教学型的,学问做得平泛,但讲课却颇受本科生欢迎。我因此曾向学校建议:学校应当鼓励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根据各自特点去发展自己,相应地评职称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可以分别对待,讲课确实极受学生欢迎的,则不必有多少学术论著也可以评到教授;讲课不受学生欢迎的,评职称时主要看其学术论著的质量与水平。
我的建议遭到当时某个校领导的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没有学术水平,还谈什么教学水平?他的话,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原则上讲也的确是如此,所以我没有再说什么,虽然当时心里还是别有想法的。
其实,就科研与教学而言,是不可以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学术水平的。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在科研上从事顾炎武研究有近二十年,出了三部专著,但我在课堂上给本科生讲课,是极难得会提到顾炎武的,即使提到,也只是讲些很平常的有关顾炎武的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及主要的哲学观点,而这些内容是任何一个非顾炎武研究专家都能讲得出来的。以此类推,给本科生讲中国哲学史,就只要系统地讲一些基础知识,而不必也不应讲得专精,讲课内容专精了,一是课时不够,二是学生听不懂,三是内容相对枯燥,学生不要听。这说明,教学与科研是各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决不是学术研究得越专越深,教学水平就越高,远不是这么回事。
另一方面,给本科生讲课,尽管只是系统地讲些基础知识,但要讲得上水平,得有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样讲课时,一是信息量大,能满足各有其知识兴趣和爱好的学生的不同需要,如此学生的受益面较广;二是容易讲课讲得生动活泼,使学生爱听——如果讲课讲得学生不爱听,则讲课内容最好,其效果也几乎等于零;三是能把学生所应掌握的各门知识相互联系起来,这有利于他们形成一个知识整体,从而能从整体角度去理解各门知识,由此可起到巩固和深化其所学各门知识的作用。
例如,要讲好中国哲学史,首先,得有较好的古汉语知识基础,还得懂些考据学知识;其次,得有比较熟悉的中国通史知识,还得大致了解每位哲学家的平生事迹;再次,得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且至少得大致了解西方哲学通史知识;第四,对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属于哲学门类的知识都要有些研究和了解,否则无法把相关讲课内容讲好;第五,对宗教要有所研究和了解,特别是对中国佛教和道教须有较深入的了解,否则如何讲佛教哲学?如何讲道教哲学?而讲到佛教哲学,如果没有佛教通史知识,是无论如何都讲不好的。如此等等,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这还只是中国哲学史一门课程。在大学里给本科生讲课,决不是只讲一门课或只能讲一门课,至少也应该能讲三门课,虽然不必每个学期同时讲三门课。
要讲好一门课,对于各种应该掌握或了解的知识,还不是象科研中查阅文献那么简单,科研的查阅文献,其资料与数据,一般查过就算了,可以不必熟记,但是讲课中则最好要做到能够把它们信手拈来,如此运用自如,才能讲课连贯,一气呵成,否则断断续续,讲课效果就会差得多。但要达到这一点,得花功夫,要经常接触这些资料,还得及时补充新的资料。讲好课容易么?要做一个优秀的大学教师,不做一个相对的“万事通”行么?
现在大学把教师当科研人员,把教授当研究员,压着他们搞科研,要又快又好的出科研成果,如此怎能让他们同时又把课讲好呢?研究员可以只做在某个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专家,而不必同时又做一个“万事通”,教授则不仅要做专家,同时还得做一个“万事通”。在目前大学普遍的科研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教授所要付出的努力,原则上比较研究员所付出的要多,甚至多得多。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现在已很少有优秀的教授了,本人也不属于优秀之列,虽然自己平时很努力,但毕竟精力有限,难以做得到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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