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求老师针对我在拙文《当今中国只剩下一些知识分子的“孤魂夜鬼”了——和亚辉》中的一段回复，留言曰：

 

"现在的师生情，多半是功利之情，彼此是出于互求功利的需要而走到一起的."有办法改变这种现实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能在学生中成为教育之魂么?但愿我不是在杞人忧天!

 

赵老师的忧虑当然不是什么“杞人忧天”，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本有的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意识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来说，已经为越来越少的人所具有了。在就业压力日益增长的条件下，大学生、研究生对大学特别是专业的选择是功利性的，几乎与自己的志向无关；他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设想也是一种功利性的选择过程，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理想过程，这些情况决定了这些几乎没有志向和理想的学生，难以有先忧后乐的胸怀与情操，但还是具有某种忧患意识的，不过不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而是对自己个人前途命运患得患失的市民忧患意识。学生们普遍缺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是与当今社会知识分子阶层土崩瓦解的现实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政治改造和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经济改造，实现了两次“脱胎换骨”的转变：第一次“脱胎换骨”，使知识分子普遍失去了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二次“脱胎换骨”，使知识分子普遍失去了独立自主谋生的能力。失去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具有赖以认识世界的知性依据，而只能跟着感觉走；失去独立自主谋生的能力，使中国知识分子不再能按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来生存，而只能跟着市场走。然则，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而跟市场走。因此，无论是在知识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再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殊社会本质。这种情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加以概括：或曰“知识分子全面沦丧”，或曰“知识分子全面瓦解”，或曰“知识分子彻底世俗化”。所有这些不同的语词都是指谓同一个现实对象：中国不再有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

 

因此，当今中国的教师也不再具有知识分子特性，它只是一种职业，这种职业与其他一切职业都仅有工种上的区别，即教师是教书的，工人是做工的，农民是种田的，如此等等。而无论其什么性质的工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要被纳入到市场体系中，其价值都要被转换成商品价值，从而都可以定量计价。于是，学校的教与学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师与生都是彼此从事商品交换的市民，只是其交换目的不同而已——教师的目的是为了换得工资和奖金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名誉、地位等，学生是为了换取升学资本或就业资本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文凭资质。故凡是校外市场上所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校内市场也都可能发生。例如，校外市场上有伪劣产品，校内市场上则有伪劣文凭，如此等等。（按：这里所谓伪劣文凭，是指以质量差或较次的教或学的产品充质量优或较好的教或学的产品的现象。）

 

当教师和学生都成为从事商品交换的市民时，学校的师生就只是一群从事着某种商品交换的特殊市民，其思想和心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市民思想与市民心态，而不再具有知识分子思想和知识分子心态的特点。如果说第一次“脱胎换骨”是让中国知识分子“一颗红心向着党”从而“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话，那末，第二次“脱胎换骨”就是让中国知识分子“一颗金心向着钱”从而“钱叫干啥就干啥”——前者是计划经济的“拜人教”（领袖崇拜），后者是市场经济的“拜物教”（金钱崇拜）。

 

“拜人教”（领袖崇拜）和“拜物教”（金钱崇拜）都是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运动中实现的——“拜人教”（领袖崇拜）是在政府所主导的政治思想改造运动中实现的，“拜物教”（金钱崇拜）则是在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中实现的。正是由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故其运动仅有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即都是政府指导思想从观念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其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现实，完全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力，其控制力越强，其观念转变为现实的程度就愈高，反之亦然。

 

中国政府向来是强势政府，所以在历次由其主导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其指导思想由观念到现实的转变都有非常高的成功度，几乎都能达到让全体国民“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程度。这当然也说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国民是弱势国民，所以在历次由政府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其思想都被改造得非常彻底，几乎都能达到“政府挥手我前进”的程度。当今中国学校的情况就是，“教育部挥手我前进”！因此，只要教育部指引大家一切向钱看，几乎全体教师都会不约而同地一切向钱看。（按：这里所谓“钱”不仅是指感性的金钱而言，除了金钱，还包括与金钱有密切联系的名利、地位等等。）从这里，人们看不到中国的教师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如果说如今包括教师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所谓“独立人格”的话，那末，这种独立人格也仅仅表现在他们对政府的抱怨相对从事其他行业的国民而言，常常是以较为文雅的语言婉转地表达出来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仅存的一点“知识气”。如果连其抱怨政府的语言也世俗化为直白的俗语，则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将完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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