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讲座（九）

 

 

孔、老之后，紧接着思想界出现了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儒、墨为“显学”，其他如道家、名家、法家等等亦竞相参与其间。这一时期哲学论争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天道（命）与人事（力）的关系问题。

 

墨家创始人墨翟出身工匠，曾经是一位造车的能手，所以他自称是“贱人”（《贵义》）。后来上升为士。曾在宋国活动较长时间，宋昭公时（前450—前404）还做过宋国大夫。后来聚徒讲学，弟子有数百人之多，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生活俭朴，“以自苦为极”，“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他们既能游说和出仕，又能参加实际的防御战斗。因此，墨家既是一个学派组织，又是一个武装团体。

 

墨家学说是战国时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韩非子．显学篇》称儒、墨为“世之显学”；《吕氏春秋．当染篇》则谓“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孟子，曾如此描述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腾文公下》）足见，墨家学说在战国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

 

墨子所创学派一开始就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淮南子．要略》介绍墨子的身世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孔学是继承了周代的文化，墨学则是继承了夏朝的文化。孔、墨思想的对立表现在多方面，兹择要述之如下：

 

（一）孔子信“命”，墨子“非命”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大人。”（《论语．季氏》）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他的学生子夏更宣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墨子则“非命”，说：“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故“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非命下》）

 

（二）孔子尚“谋道”，墨子重“谋食”

 

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生产劳动，斥学种庄稼、菜蔬的樊迟为“小人哉”（见《论语．子路》）。

 

墨子则说：“今之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为其水草，以为饮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三）孔子重“义”轻“利”，墨子贵“义”重“利”

 

《论语》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这是说，孔子很少谈功利，而赞成讲天命、讲仁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但孔子并没有把“义”“利”完全割裂开来，他的实际主张是“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见利思义”（《宪问》），反对唯“利”是图的“放于利而行”（《里仁》）。他是把“义”放在首位，使“利”从属于“义”。

 

墨子则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因此，他的“贵义”主张是从属于其“兴利除害”之目的的。他所谓“义”，其实是“利”，即“天下之利”，或“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四）孔子主张“仁爱”，墨子提倡“兼爱”

 

孔、墨都讲“爱人”，但孔子主张“仁爱”必须合乎反映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义”，因而，这种“爱”是以“亲亲有术（杀），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为特征的。

 

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引墨者夷子语）的“兼爱”，他认为爱人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别”，而当根据“为彼犹为己”（《墨子．兼爱下》）的原则，爱人之父，犹爱己之父；爱人之家，犹爱己之家；爱人之君，犹爱己之君；爱人之国，犹爱已之国。总之，要“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这种兼爱思想，实质上是对宗法等级制度的否定。所以，墨子的主张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攻击。孟子就大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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