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热衷于实惠之求的人，或许听到“理想”这个词便感到有点儿刺耳，觉得不中听。我近年来在课堂上，常常提到这个词，也未免常要讲些相关的道理，却感到反响平平也，未知听我课者究底感受如何，其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们觉得周老师不过是在讲些大而无当的空话罢了，其实他们的心里是很厌烦这个的，只是碍于面子（要给周老师一点面子）不便直言相告罢了。

 

然而，凭我多年来教学过程中与各类学生的接触，深感现在的学生（包括大学生和硕、博士生）,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来，其所缺者是为后者所普遍具有的那种“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风华”;其所长者则在于为后者普遍缺乏的“识时务”而“求实惠”的“老成”。吾不知道其变化的意味究竟何在，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究竟是好事抑或坏事。我如今且把它当成好事来看——或许也确乎当作如是观，因为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毕竟是进步得多了，而且这种进步首先是这个社会中包括青少年也在其内的人们的素质的进步，所以，要说本世纪“一十年代的新一辈”在总体素质上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然而，按老子的祸福互相倚伏之“道”，就算是好事，其中也是内蕴坏的因素的，反之亦然。以此辩证法观点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那种“风华”，与本世纪“一十年代的新一辈”的这种“老成”，是各有千秋，互有短长的。

 

以愚陋之薄见浅识，前者之长，是长于其有理想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理想，大抵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尚受“文革”遗风影响而偏向于政治者，是以政治理想为主；一类是受“文革”以前曾流行过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观念的影响和为当时郭沫若先生所撰《科学的春天》之文所激励而偏向于科学者，是以科学理想为主。依本人在当时的亲身经历而深切感受到的是，其时至少大学生和研究生中是以怀抱后一类理想者居多，且是绝对的多数，只是其理想兼有政治理想的因素——其理想于科学事业大有作为，是为振兴中华之国，其理想之"理"隐含“科学救国”之义。相对而言，其时抱负政治理想者，其理想之"理"则含“民主救国”之义，只因当时国人与民主之违也久矣，而改革开放又刚刚起步，一下子重新扛起民主大旗，自不知民主之真谛究竟为何，故不免受去时未远的“文革”之“大民主”的影响，这使得当时理想于“民主救国”者中颇有无政府主义之观念和行为者，此乃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理想所短之主要者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风波以后，特别是九十年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发起以后，原本那些怀抱科学理想的“风华少年”早已走上实际工作岗位并逐渐成为这些工作岗位的业务骨干，其后起之秀们则受到商品经济观念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其有类似前辈科学理想者越来越由科学理想向技术理想转变，并逐渐由技术理想演化为工程理想，至今更演变成工作理想了，而且这些理想几乎不再像原来的科学理想那样与政治有内在的联系，几乎是不含有任何政治因素了，并且抱有这些理想的青年人大多视政治如鬼神般的敬而远之，只一味想着如何掌握科学技术以图将来在经济事业或实业上有所作为，至今更是受社会上急功近利之风的影响,而对于如何掌握科学技术本身倒并不甚在意了，主要是想着如何尽快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至此，其理想实徒有理想之名而无理想之实了——“理想”一词最终演变成了“满意”的代名词，所谓“理想的工作”不过是指“满意的工作”罢了。

 

 

理想与满意有本质的区别。理想的实质是理；所谓理想，就是合理之想。满意的实质则是欲；所谓满意，就是如意遂欲。从理想到满意的演化，本质上是理向欲的转化。若以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来表述，这种转化是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终于完成了由“天理”统治的时代到由“人欲”统治的时代的历史性过渡。

 

如果说“文革”时代是一个“禁欲主义”时代的话，那末，当今中国则已进入了一个“人欲横流”时代！

 

正像“禁欲主义”时代也有情欲存在，只是其情欲受理性的压抑而抬不起头一样，“人欲横流”时代也有理性的存在，只是其理性受情欲的压抑也抬不起头来罢了。

 

若知那情欲受压而抬不起头的“文革”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之严重萎缩及由此导致的人们物质生活之普遍陷于穷困的程度，便亦可知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之严重萎缩及由此导致的人们精神生活之普遍陷于穷困的程度了。

 

诚然，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不仅经济繁荣，似乎文化也很繁荣——仅从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文化节”在中国遍地开花便可感受到这一点。然而，稍作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就不难知道，这表面上颇为繁荣的文化，其骨子里却是充满了“人欲”的。这种以“人欲”为实质和核心的文化，不仅在内容上以“人欲”为主，即主要是反映和表现“人欲”的，而且在功能上也主要是为“人欲”服务，以满足“人欲”之需的。

 

就当今中国文化主要反映和表现“人欲”而言，这种文化是一种缺乏理性之魂的“肉文化”；就其主要为“人欲”服务，以满足“人欲”之需而言，这种文化又是一种缺乏教养之功的“俗文化”。

 

因其如此，在当今中国文化界，无论是文化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文化作品的表演者，其“肉感度”、“俗化度”愈高，就愈受青睐，愈是得宠。时下当红或走红的“文星”，皆以其“肉感度”、“俗化度”之卓越超群也。此种文化“异象”，既是“人欲横流”时代的必然产物，也是“人欲横流”时代的突出标志！

 

“时势造英雄”。不同的时代则有不同的英雄。时下当红或走红的“文星”，则是当今“人欲横流”之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他们的“粉丝”便是现时代的英雄崇拜者。谁说当今中国是英雄时代过去而平民时代到来了？这仍然是一个有英雄和英雄崇拜的英雄时代！

 

然而，这样一个英雄时代，究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还是令我们为之感到悲哀呢？我想，只要回味一下三十年前那个“禁欲主义”的英雄时代，其答案也许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个时代的英雄与那个时代的英雄尽管其形式不同___后者为“天理”的化身，是“天使”，前者为“人欲”的化身，是“人魔”，其内在本质却相互一致——他们都是人性有缺陷的“理欲分裂症”的典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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