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讲座(七)

一、生平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享年73岁。

 

孔子先祖为宋国贵族，宋、鲁毗邻，孔子五世祖木金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由宋避祸奔鲁。

 

孔子父亲叫孔纥，字叔梁，人称“叔梁纥”。他终身未做过大官，只是一个小小的陬邑大夫（一说邑宰）。他娶施氏为妻，生九女，无子。后娶妾，得一子，名伯尼，又名孟皮。可惜孟皮是个有足病的跛子。叔梁纥对跛子儿子不满意，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来继承自己的产业。因于66岁上求婚于颜氏，娶年仅20的颜家小女颜征在为妻。婚后不久，颜氏竟怀孕了。据说，颜氏怀孕后，夫妇因盼子心切，按当时迷信习惯，去曲阜城东南尼山“祈祷山神”。事毕，乃到附近一山洞中休息，不料颜氏竟在山洞中分娩，产下一子，即为孔子。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大概就是因为祷于尼丘而生的缘故。

 

孔子三岁丧父。颜氏遂携子迁居于曲阜城内的阙里。孔子幼年是在贫贱中长大的。他自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史记》本传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按：古代礼器。），设礼容。”这除了社会耳濡目染的影响外，与颜氏的家庭教育也是分不开的。颜氏希望儿子能知礼，以为将来回到贵族行列作准备。由于孔子自幼受到严格的母教，因而“十五有志于学”。

 

大约孔子十六七岁时，颜氏去世。从此，孔子全靠自己独立某生。他19娶于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以示祝贺，因以鲤为名，而字伯鱼也。

 

孔子一生以搞学问为主，同时也参与政事。20余岁曾为委吏（仓库管理员）。又为乘田（畜牧管理员），都是低级管理人员，不算做官。50余岁时，孔子才真正做官，先为中都宰（县长），继而升为司空、司寇。他一生仕鲁仅四年左右，而任司寇时间最长，约三年左右。其间做过三个月代理宰相。代理宰相期间，和鲁国“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裔----鲁司空孟孙氏、司马叔孙氏、司徒孟孙氏）发生了矛盾，结果孔子被迫辞官去鲁，从此开始“周游列国”，达13年。68岁时返回鲁国。晚年全力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

 

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史料，主要是《论语》。此书是孔门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现代学者杨伯峻撰有《论语译注》，其中有注有译有考证，颇适初学者使用。

 

二、重人轻神的态度

 

    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想为儒、道哲学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其中，重视人的作用的思想，为孔子所吸收和改造，建立起了以“仁”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思想体系；关于天道自然的思想，则为老子所吸收和改造，建立起了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和孔子对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探讨，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展开的：老子的探讨是在无神论意义上进行的，孔子的探讨则是在有神论意义上进行的。

 

但孔子深受当时无神论思潮的影响，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平时从不主动谈论鬼神之事。《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使被人问及，他也总是以转换话题的方式避开。有一次，学生季路问鬼神之事，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的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由此可见，孔子所关心的是人事，是现实的人事。

 

孔子重人轻神，还体现在：他一方面颇“畏天命”，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另一方面又极重人为，以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因其重视人为，所以十分强调主体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并一再强调要“敏于事”（《学而》）、“敏于行”（《里仁》）；还说：“力行近乎仁。”（《中庸》引）显而易见，孔子所信奉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哲学，所以，他一方面“知其不可而为之”地积极“弘道”，另一方面却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三、“仁”

 

孔子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关心人的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立起了以“仁”为核心范畴的人生哲学。

 

（一）“仁”的含义

 

《说文解字》释“仁”曰：“仁，亲也。从人二。”这就是说，二人相亲便是仁了。二人相亲相爱，当然就能结合到一块。“仁”这个字的字面意义正是在于表明二人的结合。故“仁”的本义就是讲人与人的统一。那末，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统一呢？或者说，使人与人统一起来的纽带是什么呢？照孔子看法，这纽带便是“爱”。故曰：“仁者爱人。”（参见《颜渊》）人与人之间互爱才能达到统一。只有实现了人与人的统一，才有人的存在和发展。故曰：“仁者，人也。”（《中庸》引孔子语）

 

综上所述，“仁”包含有三层意思：（１）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孔子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仁；（２）仁是人与人的统一关系。孔子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和谐的社会关系；（３）仁即是爱人。孔子把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归结为人们的彼此相爱。这三层意义可以概括为：“仁生”(人人共生)、“仁和”(人际和谐)、“仁爱”(人人互爱)。其中，“仁爱”是“仁”的基本意义。

 

（二）“仁”和“礼”的关系

 

孔子提出“仁”，原本是要维护“礼”，为“礼”服务的。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表明“仁”是手段，“礼”是目的。

 

“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代表了社会一方；它对于个人而言，是外在的，所以个人很容易触犯“礼”，即与社会发生冲突。因此，要使个人和社会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就必须使外在于个人的“礼”，变成其内在的东西。所谓“仁”，其实就是内在于个人的“礼”。由“礼”转化为“仁”，即是由他律性的社会规范变成自律性的道德意识。孔子提出“仁”的目的，就是力图使社会的要求变成每个个人的内在要求，从而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可见，“仁”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使个人服从社会。当时的社会，从政治关系上讲，是“国”；从伦理关系上讲，则是“家”。国之主为君，家之主是父。所谓服从社会，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是服从君；从伦理意义上说，即是服从父。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要人们摆正君臣、父子的关系，严格遵守“礼”所规定的臣服从君、子服从父这种社会等级秩序。

 

臣服从君、子服从父，这种社会规范是“礼”的根本内容，它通过统治者的教化和被统治者的学习这双重途径变成个人内在的自觉要求，即转化为被统治者的“忠”“孝”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便是“仁”的根本内容。

 

足见，孔子所谓“爱人”，本质上是爱君父，也就是服从君父的统治。孔子认为，假如人人都有一片仁爱之心，社会关系就能达到和谐了。不难看出，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和谐的社会关系----“礼”，其实是以扼杀臣、子的个性为前提的。

 

（三）“为仁”之道

 

孔子所谓“为仁”，有双重意义：就其政治意义而言，“为仁”也就是“为政”，即以仁治国；就其伦理意义而言，“为仁”则就是“为人”，即以仁修身。在孔子看来，二者是统一的：前者是外王功夫，后者是内圣功夫。内圣才能外王，仁人才能实行仁政。孔子讲“为仁”，是立足于以仁修身的。

 

孔子所提倡的以仁修身的根本方法，是在于“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克己复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克己”，一是“复礼”。“克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达到“不欲”，即无私欲；“复礼”，是归依礼，做到一切依礼行事，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是也。

 

（四）学知方法

 

“克己”是为了“复礼”，是“复礼”的必要条件。不能“克己”，有私欲，就不能做到一切都依“礼”行事，因此，“克己”是从属于“复礼”的。

 

怎样“复礼”？

 

孔子主张“学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立”是“立于礼”（《泰伯》），就是依礼而立。这说明，“立”的实质是归依礼，也就是“复礼”。孔子认为，不学礼，则无以复礼。“学礼”是“复礼”的必要前提。

 

怎样“学礼”？

 

“学”是孔子认识论的核心范畴。孔子认识论的一个理论前提在于：一方面肯定“圣人”是“生而知之”者，另一方面又认为一般人（包括孔子自己在内）都是“学而知之”的。（参见《季氏》）这反映了孔子在知识来源问题上的矛盾思想。但从其思想总倾向来看，他是强调“学而知之”的。

 

孔子所谓“学”，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学礼”。由“学礼”而达到“知礼”，便是他所谓“学而知之”的实质。孔子之“学”，就其形式来说，具有如下特点：

 

（１）提倡“博学”。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可以看出，他所谓“博学”，是以“文”为其范围的。这个“文”是与“礼”密切相关的礼仪节文。

 

（２）主张“学”“思”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但他更重视“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３）强调“学”“习”统一。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这里“学”属于“知”的范畴，“习”则属于“行”的范畴。“学而时习之”，就是主张知与行的统一。但孔子更强调行，因为在他看来，“性相近，习相远。”（《阳货》）“习”，即人们后天的习行，乃是造成其巨大差别的根本原因，当然亦是造成人们仁与不仁之差别的根本原因。所以，习行是为仁的关键，故曰“力行近乎仁”（《中庸》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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