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为“好吃懒做”一辩》

《珠海特区报》今年5月25日《新生活》版发表了题为《为“好吃懒做”一辩》的文章（以下简称《一辩》）。尽管本人一向支持并奉行观念创新原则，但仍不能赞同《一辩》关于“好吃懒做是福”，“好吃懒做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基本观点。本人认为，《一辩》不仅在行文中有不少常识性错误，而且其立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社会效果也是很不好的。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现谈谈本人对《一辩》的不同意见。

《一辩》的基本观点是，好吃懒做不仅都是福，而且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窃以为大谬不然。众所周知，所谓“好吃懒做”，也就是一味追求吃喝玩乐，不劳而食，好逸恶劳。如果可以说好吃懒做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话，那岂不是可以说，那些卖淫的“鸡”和那些坑、蒙、拐、骗之徒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了么？照我看来，好吃懒做不仅不是福，而且是祸；不仅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且是历史的阻力，是万恶之源。换言之，世上所有的罪恶差不多都是从好吃懒做开始的。

《一辩》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列举了5个论据，这5个论据照我看来也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首先，《一辩》认为人从树上下到地，直立行走，其最初的目的只是想生活得更好一点。这就犯了常识性错误。随便问一个学过社会发展简史的初中生，他就会准确地告诉我们，类人猿从树上下到地面，直立行走，并开始简单的劳动，这并不是早期人类的自愿行动，而是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主要是森林的消失）迫使他们这样做的。也就是说，原始人类之所以要直立行走并开始着衣，生火烧食取暖，并不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更谈不上是为了好吃懒做，而是自然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的合力，迫使求生存的人类不得不如此。总之，不是好吃懒做创造了人类，而是劳动创造了人类，是自然规律、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合力创造了人类。

其次，《一辩》认为，如若法兰西人不好吃，则无高卢人的美食文化，就没有今天巴黎的灯红酒绿。这种貌似深刻的见解实则很荒谬，它源于对文化起源的一种庸俗化理解。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像任何一个种类的文化的产生一样，美食文化也是一个民族长期对饮食美的追求的一种积淀，一种对动物性行为（好吃）的超越。而好吃之徒的“好吃”只是一种动物性行为。因此，尽管好吃之徒可以吃掉美食，甚至也可能创造美食，但就是不能创造美食文化。因此，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好吃”是人类的天性（本能），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形成了被世人所公认的美食文化。

第三，《一辩》认为，人们是因为“懒做”才变得勤快的，并以一些留学生为例证之。《一辩》在这里是用“单称”来证明“全称”，用个别来证明一般。《一辩》所举的留学生的例子，决不能成为人们是想懒做才变得勤快的证据。不错，是有这样一些留学生，他们之所以要“洋插队”，去国外受苦受累，是想多挣多钱，以便回国后能过上富裕轻松的日子。但是这与“懒做”不同。懒做者只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而留学生是凭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创造物质条件。

第四，《一辩》认为，世界上大部分发明创造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懒做”，我不知道《一辩》作者是根据什么而得出这种贻笑大方的结论的。创造心理学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那些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杰出天才，无论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怎样的不同，他们创造的动机都是相同的，大都产生于一种强烈的献身的愿望。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亦指出：对于具有创造性人格的人来说，‘给予’是潜力的最高表现。正是在‘给予’行动中，我们体会到自己的强大、富有、能力。这种增强了生命力和潜力的体验使我们倍感快乐。我们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勇于奉献，充满活力，因此也欢欣愉悦。‘给予’比接受更令人快乐。这不是因为‘给予’是丧失、舍弃，而是因为我们存在的价值正在于给予的行为。弗洛姆的这一观点在创造心理学界早已得到公认。再从发明创造与人类的劳动之间的联系看，人类大部分发明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能更顺利地改造大自然和人类自身，从而使人类有更充裕的闲暇来使自己的个性得到更全面的发展。无论是为了“献身”而发明创造，还是为了使人类能更顺利地改造大自然和人类自身，从而使人类有更充裕的闲暇来使自己的个性得到更全面的发展而发明创造，其动机都是伟大而崇高的。把人类大部分发明创造的原始动机说成是为了“懒做”，在理论上是可笑的，也是对人类发明创造史即文明史的一种亵渎。

第五，《一辩》还认为，好吃懒做是不少人长征的目的。这就有些随便到不够严肃了。试问，在长征那样艰难、艰险的岁月里，有哪一个参加长征的人能预计到自己可以活到长征以后？活不到长征以后又何从谈得上好吃懒做？更进一步说，长征途中那么多有名或无名的英雄先烈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使自己有一天能堂而皇之地好吃懒做？只有叛徒和逃兵才是为了好吃懒做。当然，要是说现在有少数人入党“干革命”是为了捞取个人好处，那我相信：要说有不少人是为了好吃懒做才长征的，那是诬蔑。

用不着举例即可证明，“好吃”与“懒做”是一对双生子，于家，它会坐吃山空，出逆子，出败家子，出不孝之子；于国，它会祸国殃民，出大汉奸，出大卖国贼，出民族渣滓。好吃懒做决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是历史前进的阻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既是人类劳动的结果，也是人类劳动新的起点。人类社会无论现代化到什么程度，劳动永远是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离开了劳动，人将不人，退化到与动物同类。也正因此，好吃懒做之徒永远受到人类理性的蔑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近些年好吃懒做的人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治安问题。因此，写文章的人不能随便乱来，丧失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不能为写文章强“创新”、强说新。古代人作的《敬斋泛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盅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我不说《一辩》犯了古人说的为文五忌，我只想请教一下《一辩》的作者：你敢拿“好吃懒做是福”“好吃懒做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样的“新观念”去教导你的孩子么？

以上如有不当之处，还请《一辩》的作者和各位读者指正。

(本文原拟发表在1993年8月21日的《珠海特区报》，报纸的清样已经排出，后由于特殊原因撤稿。原稿已遗失，现根据保存的报纸清样打出全文。)

（说明：本文写于1993年。现纳入《少堂志林》，标题中自称“先生”，是以幽默语表达发现这些文章的高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