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曾经在不同的讲座和文章中多次公开说过“我爱语文”。

我说我爱语文，这个自然好理解。

我中小学时代语文成绩特别好。1970年代初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私下偷偷学习文学创作，写散文、小说，篇幅都很长，并给省里的报刊投稿。我有一件万字作品投稿，文学杂志从邮局退回，被业师孙东临先生（1980年代中期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看到，他误认为是抄袭的，便在班上上课的时候猛批我的“抄袭”行为，引发我和他的冲突。我在教育部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一书中有专章记载此事。

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做民办教师是教语文。1979年考上大学念的是中文系。1983年大学毕业后当的是高中语文教师。1992年底教育系研究生毕业后到珠海教育学院工作，教的是教育学和语文教学法。1999年通过全国招聘考试到深圳市教学研究室（深圳市教科院前身）工作，做的是语文教研工作，在这个岗位工作21个年头直至2019年退休。就是说我这辈子和语文摸爬滚打近乎40年之久。和语文打交道这么长时间，说爱语文，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换一个其他和语文直接间接打了近40年交道的语文人，他很可能会说“我爱语文，语文是我的生命，要有下辈子，我还要做语文教师”等等。

我从未说过语文是我的生命之类话。我有时说过”我爱语文”，但这样说的时候不多。我口里或在内心里说不爱语文的时候更多一些，尤其是我深入认识了一些人和事之后，我公开在文章中说过，如果有下辈子，我不会选择语文教师这个职业。

一般说来，我在情绪高涨、比较激情、比较感性的时候，尤其是跟语文教师作报告的时候，可能会说”我爱语文”。可当我比较平静比较理性的时候，我内心的声音是——我不爱语文。

我在有的文章说过 “我热爱语文”，在其他文章中又说过我并不爱语文。这两句矛盾的话都是真实的——我爱过语文，但后来不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不爱语文。

我在《少堂志林（925）：爱是语文味教学的起点（关于“教学主题从哪里来”的对话）》中也说过”爱是语文味教学的起点”。但这里说的是爱具体的文本，并不是说的爱语文。

多年前我在一篇博客随笔中说：我利用暑假大量阅读了一些建筑美学书籍，被深度迷住。读了这些建筑美学书籍，让人感觉是，那里是真正的艺术天地，那里大师云集，那里创意非凡。读了这些建筑美学书籍，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甚至想，要是有下辈子，我决不再做语文教师，而要做一个建筑师。

我不爱语文，我爱的是通过语文来表达自己。2008年1月，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程少堂讲语文》一书中的”教学语录”部分，有多条语录表达这个意思：

54．语文教师既要忠于学生，忠于教材，也要忠于教师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理解，忠于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64．语文教学有三层境界：一是无我之境，就是客观地讲课；二是有我之境，就是把自己的情感注入文本；第三是文中有我，我中有文。第三种境界就是借文本酒杯，浇自己块垒，进而和文本合二为一。以这种境界看来，教师在内心深处不变成庄子屈原，就讲不好《庄子》《离骚》。

71．“我讲语文”是低境界， “语文讲我”是高境界。

72．我不是对讲公开课感兴趣，而是对通过讲公开课“讲自己”表达自己感兴趣。我讲公开课的深层原因是要表达自己。换言之，讲课，是我与现实的一种沟通方式。

73．讲公开课或举行讲座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时感压抑，在讲课时我充分释放了这种压抑，常常达到一种高峰体验和自由状态。讲课，如果说不是我唯一也是我主要的可以宣泄我的情绪的方式。

我知道我要说自己实际上并不爱语文，了解我的经历的人可能不太相信这个说法。

可是我确实不爱语文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爱语文，原因我不说。我有时说我爱语文，准确的涵义是，我爱的不是语文，而是阅读，写作，上语文公开课等。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和写作，其原因梁青在《程少堂传》中有详细交待。至于喜欢上语文公开课，原因就比较复杂。今年是《语文报》社成立42周年，不久前，《语文报》社总编辑任彦均先生给我发来约稿函，让我写一些和《语文版》的关系。我在即将完稿的《不说再见，因为从未离开——语文味学术简史中的〈语文报〉社》这篇长文中，有几段文字涉及或间接涉及到“我其实爱的不是语文，我爱的是讲语文公开课”这个问题，兹复制到这里：

我个人通常把学者与专家看作相互联系的两类人。我认为学者偏重原理创新，专家擅长实际操作。简单地说就是一重理论，一重实践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说，学者是阴，专家是阳，做学问，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阴阳和谐。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认为也多次在文章中写过，中国的教研员这个“员”不是司令员的“员”，而是跟保安员、守门员、快递员的“员”的意思差不多。换言之，教研员既非学者，也非专家，如果不用大心思去做，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很容易平庸的。但我过了不惑之年不在珠海继续过安逸的教授生活而非要折腾到深圳来，是奔着平庸而来的吗？当然不是。因此，从走上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这个平凡的岗位开始，我就立志要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学者和专家统一，也就是知行统一或者说阴阳协调之路。作为一个一线大城市的语文教研员，我个人认为知行合一或阴阳协调的最好方式，就是要在持久地深入地研究语文的基础理论，力争在语文教学理论原理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并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坚持讲公开课，最好是争取坚持每年或平均每年主讲一堂全市大型的语文教学公开课，通过语文公开课的形式，使自己研究、提出的语文理论与语文实践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印证、相互充实、相互反馈、相互补充、相互修正、相互发展的张力，这样最终建立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才阴阳和谐，底座牢靠。我坚信，那种只会评课而不会或不敢讲公开课的教研员，只是满足于一个比较舒适的职业或饭碗而已，是没有什么大出息的。当然，无论什么行业，把工作当成职业或饭碗的是绝大多数，这实际上也无可厚非，而把工作当成志业来做，立志要做到行业“状元”的，总是极少数。

由于不了解语文味研究的思路和过程，语文界有人曾误认为我关于语文味的论文不多（有人甚至还以为我不够勤奋不喜欢动笔）。更有人不可思议地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在一个有数千人参加的语文教师 QQ群里宣布“大发现”，说什么：“《程少堂讲语文》只有8页是讲语文味的。”我觉得被人这样算计是我成功的标志之一。因为你不成功，谁有闲工夫这样去算计你？不过对一个学者及其学问的评价，除了计算能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一些能力。显然，此人只翻了翻《程少堂讲语文》一书哪些页码出现了语文味三个字，并认为出现了语文味三个字就是研究语文味的，没有出现就不是研究语文味的。这就离理解语文味理论、离读懂我的书很遥远了。因为第一，语文味研究的全称是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这个研究既要出创新性的有体系的理论成果，又要出操作性强的实践成果。创新性理论成果是出新思想的成果，新思想能多产吗？如果一个学者文章层出不穷，一辈子写几百篇甚至上千篇理论文章，他有那么多的新思想吗？没有新思想而要追求文章数量，那就只能拼学术积木，玩学术魔方。这样做虽然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人各有志，为我所不取。第二，真懂我的语文味研究的人知道，《程少堂讲语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和语文味有关。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是“学问生命化”或“生命学问化”的结晶，因此不懂我的那些早年经历，就不能懂得我的语文味的教学主题为何经常是尊严，尊重，人格平等，精神自由，不朽，爱，亲情，感恩，宽容，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因为我小时候的生命中稀缺正是这些）。换言之，我的语文味研究和我的生命体验与生命过程之间是一种“互文”关系。同样，我的语文味理论与语文味实践之间也是一种“互文”关系。我的每一堂公开课都是我的语文味研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我的这些公开课或者说不懂我的公开课，就不能真懂我的语文味理论，反之亦然。过去、现在其他所有的语文教学方法都是客观性的再现性教学法，课文的主题就是教学的主题。而我的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实践不同，它要求的不是纯客观地教学，而是强调教学要渗透教学主体的生命体验。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实践强调教学主体的生命体验是语文味教学重要的课程资源和教学资源，强调在课文主题之上还有一个与课文主题有关但渗透了教学主体的生命体验的，大于有时甚至高于课文主题的教学主题。换言之，语文味教学是一种“言志”性、抒情性即表现性教学。这里说的正是语文味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本质。第三，如上所述，我的志业理想，既不是单纯做一个语文教育理论家，也不是单纯做一个语文教育实践家，而是力求将这两种身份在自己身上阴阳协调地统一起来。2000年我刚来深圳市教研室工作不久，单位领导要求新来的教研员每一个人都要在单位作一个学术报告，我的报告标题是《教研员要学者化》。我在报告中公开表明我的学术理想是“做一个实践型的理论家”或“理论型的实干家”。我还把《做一个理论型的实干家》作为2006年出版的《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后记的标题。因此多发表几篇小文章这样的蝇头之利，是吸引不了有我这样志业理想追求的人的。

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我把知行合一、道器纵横当成我的工作宗旨。具体对我本人来说，就是要以语文味教学理论与语文味教学实践相濡并进捆绑提升的学问方式开展研究。19年前的2001年7月，经过反复、深入思考，我撰写的语文味的第一篇论文《语文教学要教学出语文味》，在《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发表。这篇文章是我在深圳市罗湖区一所中学评课后的整理稿，篇幅不长，但它是学术界将语文味学术化、概念化的第一篇论文。2001年12月4日，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香港第四届中国语文课程教材教法国际研讨会，并于12月6日在会上宣读了在《语文教学要教学出语文味》一文基础上扩充撰写的论文《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

众所周知，教研员讲公开课，讲得好别人说你是应该的，但如果讲得不好呢？谁能是常胜将军？因此教研员讲公开课压力大，风险也较大。也因此，全国教研员很少有人讲公开课的，一直坚持讲公开课的就更少，而在整个教研员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讲公开课的，大约的确就只有我一人。但一方面，我在《程少堂讲语文》最后一部分“教学语录”第72条说过：“我不是对讲公开课感兴趣，而是对通过讲公开课表达自己感兴趣。我讲公开课的深层原因是要表达自己。换言之，是我与现实的一种交流方式。”这句话说的实际上也是语文味教学的“言志性”“抒情性”亦即表现性的本质。甚至可以说，语文味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实践的表现性本质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我的个性即是“表现性”而非“再现性”的。就是因为我需要通过讲公开课来“言志”，来“抒情”，来“表现”，因此才有后来的语文味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法的诞生。因此，从知识考古学来看，语文味教学理论、语文味教学法接近于中国古人说的“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另一方面，我不讲公开课而只是做一个空头理论家 ，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如何相濡并进？如果只是写几篇文章，我继续当我的大学教授得了，年过不惑非要折腾到深圳来当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小教研员干什么？因此在初步提出了自己的语文味话语的同时，我不顾风险与压力，坚持按自己的学术计划主讲全市性大型公开课。我的想法是，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抢眼、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他们都不怕 ，我们讲个公开课怕什么呢？讲得好我再接再厉，讲得不好，我下次再来！2001年，我在深圳市宝安区和罗湖区先后主讲了两堂公开课《伤仲永》，前一堂听课教师为宝安区和龙岗区的初中语文教师，也有部分市区关内初中语文教师参加；后一堂听课教师为罗湖区初中和高中语文教师。这两堂课都很成功，给了我坚持讲公开课的信心。2002年4月11日下午，我到深圳工作后举行的第一堂全市性大型公开课《用另一种眼光读孙犁：从〈荷花淀〉看中国文化》在深圳中学举行。这堂《荷花淀》公开课不仅在深圳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而且给中国语文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范式，是语文味教学流派的发轫之作。这堂课的极大成功坚定了我坚持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信心。《荷花淀》公开课之后，深圳名师、时任深圳中学语文科组长的薛安康老师给我这堂课打90分。他说本来可以打95分，但由于我上课时老表扬台他们深圳中学的同学，因此扣掉5分。深圳市首批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深圳市罗湖区翠园中学副校长刘人云说，你这堂课确实好，但我们一线教师不太好学。刘人云老师这句话引起我的高度重视，此后我即开始琢磨、研究语文味教学的操作性问题。

本人2002年4月11日在深圳中学主讲的全市性大型公开课《荷花淀》在语文界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是我讲这一课的时候所没有预料到的。 2004年，北京中国基础教育Ｋ1２网对我的公开课《荷花淀》展开了大讨论。那个时候我刚来深圳工作不久，对电脑操作不熟悉，因此这个时间延续了大半年之久讨论，开始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在Ｋ1２网讨论了一两个月后，才有深圳老师告诉我这件事。这个讨论在中国语文界产生巨大影响，当年仅仅是k12网就有近5万人次浏览量。成都七中语文教师母红梅曾在网上撰文评价这堂课称：“这堂课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因此形成当代中学语文教学的‘语文味派’。”在语文界有广泛影响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上海师大王荣生教授对这堂课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程少堂的“《荷花淀》课例教学是别开生面的，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量是巨大的，对教学改革的突破不再是一般的教学方式的变革，而是‘教学内容的创生’。……执教者程少堂老师致力于打破对《荷花淀》解读的常规范式，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荷花淀》，独具慧眼，有所开掘，有所发现，并且，把它们化为课程内容在课堂上进行生动深入的演绎和妙趣横生的展开。这堂课，充分体现教师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的教学理念。在这堂课中，课文《荷花淀》在程老师那里只是教学的一个‘脚本’、一种‘道具’、一个隐喻，教学内容主要是由教师开发出来的。正是由于教学内容来自于教师的开发，渗透着教师的独特感悟、生命体验，因而教学的过程成为教师生命激活、情感荡漾、心灵放飞的过程，也由于教师生命情感和心灵的投入与融入，激发并带动了学生，教师与学生一起进入到一种心智活跃、激情勃发的亢奋状态，于是，教学过程也就成为师生情感交融、智慧展开的过程。教师是课程资源，学生也是课程资源，这一点在这一堂课中得到生动展示。”（王荣生主编：《走进课堂——高中语文新课程课例评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24页。）王荣生教授关于“课文《荷花淀》在程老师那里只是教学的一个‘脚本’、一种‘道具’、一个隐喻”等评论，高度地准确地概括了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实践的本质。甚至不太喜欢这堂课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程少堂老师执教的《荷花淀》课堂实录，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典型课例，在一定范围内被认为代表了新课程语文阅读教学追求的方向。”（彭金红、黄伟：《语文教师与他的课程——试论教师对教科书选文的解读与阅读教学的关系.》，北京教科院《教育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这堂课的教学实录作为本世纪最初十年新课改时期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课例之一，被收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多部中学教师培训教材，同时它也是作为以“文化语文”为符号的语文味教学流派的一个高起点的发轫之作。

……

生活中，干某项工作干得不错，甚至干得很不错，但却并不真爱这项工作，或者开始爱后来不爱这项工作，这样的例子不很少。举两个著名的例子。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晚年曾坦言：“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绝不会选择从政之路，因为我的家人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2017年9月，法国钢琴大师卢卡 · 迪巴格在回答《Piano Performer》杂志的采访时说：“我不爱钢琴，我爱的是通过钢琴我能达到的某种东西！”

（相关链接：《“我真正追求的是精神性的东西”-腾讯网》）

我喜欢撒切尔夫人和这位钢琴大师的诚实，喜欢他们的不趋时，不媚雅。因为，撒切尔夫人说一句“我喜欢从政”，钢琴大师说一句“我喜欢钢琴”，太顺理成章了。

我对语文味，对语文教育、教学的兴趣，并不是为了这些东西本身。我直接间接花了差不多我现有生命的二分之一即30年时间从事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1983年大学毕业后至1990年这七八年的文化学研究当时是虽然不是为了研究语文味的，但决定了后来语文味教学流派的“文化语文”面貌，1999-2019年这20余年则在深圳只做一件事——心无旁骛激情浇铸于语文味理论与实践的课题研究），是因为通过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尤其是通过语文味公开课，可以“表现”（与“再现”概念相对），即可“”以课言志“”  “以课抒情”。也就是说，我喜欢的不是语文，我喜欢的是通过语文味理论与语文味教学实践来跟这个世界对话，抒情。

20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