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周年。改革开放给神州大地带来的巨大变化，大概是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所始料未及的。

30年前，我是一名青海高原上的地质勘探队员，从毕业离开南京大学，已经在昆仑山下、戈壁滩旁工作了整整十年，看惯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致，过惯了住帐篷、吃罐头、草原上纵马、烛光下饮酒的生活。也许，我会一直这样地工作和生活，直到退休。

1978年，我国恢复了中断13年之久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这是继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教育战线改革开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又一重大举措。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我正在柴达木盆地的锡铁山铅锌矿外围搞物化探异常检查，我们分队住地附近驻扎着铁道兵的一个团，他们正在修建西宁至格尔木的铁路。因为部队的后勤供应比较充裕，我们经常去他们那里采购食品，享受一份军民鱼水情。团部有三位和我年岁相似、毕业于铁道学院的大学生技术员，所谓物以类聚，我在工作之余也会去这三位老兄那里聊天、打桥牌。他们的消息也比较灵通，正是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了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我们4位牌友都决定要报考一下试试。

现在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在这十年中没有过分迷恋于喝酒打牌，庆幸我较快完成了接受工人师傅再教育的任务及时回到地质专业技术工作上来，庆幸我还能坚持学习英语，庆幸我在地质勘探公司的“7.21工人大学”里担任了教师因此为了备课而不但系统复习学过的知识而且还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总之，我不但以较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南京大学徐克勤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且又通过了教育部选派出国研究生的英语考试，成为我国第一批公派出国研究生。

30年前，我回到了我的母校。那一年，南大校园里增添了一批佩带黄校徽的新成员——“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我们中间既有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乏象我这样“文革”期间毕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多年的“老大学生”，还有一些因“文革”而未能正常毕业的“老研究生”。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还叫地质系，师资力量雄厚，在国内享有盛名。1978年，全系7个专业共招收了17名研究生。担任研究生指导老师的，除了在“文革”前就招收研究生的徐克勤、张祖还、孙鼐、郭令智、肖楠森、陈旭等“老先生”外，更有王德滋、俞剑华、胡受奚、施央申、刘英俊、薛禹群、罗国煜、卢华复、周新民等一批当时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岁月，学校和社会都对这批研究生寄以厚望，十分关注。我们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刻苦钻研，在导师们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下，圆满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并很快充实到教学、科研、生产的第一线，有效地填补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文革”后第一、二届研究生中的许多人，早已成为科教兴国、实现“四化”的栋梁之材。

30年后的今天，我的研究生同学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半百，不少人已经退休。今年“5.20”校庆期间，我们17个同学中的13人回母校聚会，向母校、母系，向我们敬爱的导师表达怀念和感激之情，汇报自己离校后的成长历程和点滴成绩。回首往事，我想，我们这一代人理应为自己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而感到庆幸，同时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而看到3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巨大发展，看到今日研究生队伍的壮大（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我们更为科教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