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老屋有三间，是由连在一起的通间隔出来的。老屋南北向，入口在南端，有点像印第安人的“长屋”。它四面的墙全是用泥土砌成的，房顶是满满的小青瓦。印象中那些沥水的瓦槽不太平整，有些部位还歪歪扭扭的，下雨天还会漏水。

现在想来，应该是那时候父亲与母亲结婚，然后从旁边的爷爷家搬了出来另立门户，住进了土屋。爷爷家是砖瓦房，东西向、坐北朝南。旁边还单独有一个小厨房，布局相当规整。爷爷家砖瓦房的屋檐下，甚至还筑有一个燕子的小窝。燕子们每年春来冬走，这样子有很多年，一直其乐融融。

老屋的南端入口，木门及布局是什么样，已经没有印象了。进屋后第一间，不太大，是灶火。里面有什么摆设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坐在小木墩儿上，面前摆有一个长方形的矮木案板。她两手握着小杆杖，麻利地来回赶着面片。父亲则蹲在房边，负责烧ao子。母亲烙的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单馍，那是白面做的-不是经常会吃到的。

在南村当小学(也是我的学校)老师的父亲，一手用麦秸杆烧着ao子，一手用翻馍批儿不断调转单馍。我们(有时还有隔壁串门儿的)坐在旁边，都被满屋的浓烟呛的不断打咳，手也不住地抹着被熏出的眼泪。等着热乎乎的白单馍象风筝一样甩落在筐里，便迫不及待地卷一只大嚼大咽。

从灶火进到土屋里面的第二间，似乎要弯腰通过一个粗木横梁。第二间算是我家的“多功能厅”了：不管吃饭、做作业，还是做家务活儿、招待来人，反正除了做饭和睡觉的一切其它活动，都是在这间进行的。

唯一不同的是，这间靠西墙还放了一张床，是给我睡觉的地方。记得小几岁的弟弟也是在这张床上睡的。由于土屋是斜顶，床靠墙又很紧。在床上不小心有时头会碰到屋顶。床头放着一张很旧的木桌子，是我们晚上做功课的场地。父亲也经常跟我们一起围坐在桌前，批改他从学校带回的学生作业。母亲则坐的稍微远一点，她一边缝补衣服，一边监督我们的学习。

这时候全家人的中心，是桌子上的一盏煤油灯。那盏灯是用褐色的空药瓶做的成的：先用泥巴包在瓶子外面，做成小金字塔形状，以保持它的稳固。然后往瓶里倒上煤油，再把布炶子从瓶口放入，用火柴点燃。一束昏黃的光芒便逐渐在屋子里扩散...。

煤油灯的光线有限，房间照不到的大多地方，仍然黑漆漆的。最头痛的是，一晚上下来，两个鼻孔里多了一层黑黑的灯油烟污。

记得有一次可能是因为与妹妹或弟弟抢占煤油灯的亮光，父亲一怒之下掂起一个小木墩砸了我腰一下。虽然沒有任何疼，还是被吓了一下。毕竟我是家里头最大的孩子，父母很注重对我们儿时的教育。

土屋里面最后面那一间，是父母住的“主”房间。房间也不大，靠西墙有一张简单的床。床头靠北墙放有一个大木箱子，上面堆着叠的很整齐的衣服被子等。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他们的房间，好奇地翻开了那个箱子。那里面黑洞洞的，摸出了一件银灰色的脖饰，应该是我婴儿时戴的。其它再没什么“有价值”的发现。这个木箱里的一切，算是我父母结婚后到有我们这段期间的所有家当了。

虽然父母房间的后墙有一扇窗户，但房间里还是暗暗的。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因为省钱供我们兄妹三人读书，而不愿多用一支煤油灯。煤油也是需要定期购买的，父亲那时候一月只有五元工资。母亲则完全做农活及家务，没有一分钱收入。

我不确定自己是出生在这座老屋里，还是出生在爷爷的砖屋后，再搬到了这座土屋。当时爷爷虽然在北面的另一座县城里工作，但他有我父亲兄弟姐妹六个孩子，还有我奶奶和太(对爷爷母亲的称呼)，家庭负担也是不轻的。我猜想这座东厢而立的长土屋，就是为我父母和我(们)临時动工建造的新家。父亲排行老大，也自此终于自立门户了。

老屋的门前不远，是一个很大的水坑。那里除了夏天可以游泳，还能在坑边捉到一些小魚小虾或青蛙什么的。坑边有一片青翠的竹子，是我爷爷种的。有一次我在里面玩耍，发现一个手指大的小竹笋，顿时如获至宝。我把它偷偷扯出来藏在书包里，背去了学校给同学看。那时候我上的小学。

老屋的东面，是我们的一家好邻居，姓许。许家有一个女孩，跟我同班。她有两个哥哥，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我跟他们关系却很好，经常跑他们屋里玩儿。有一年我在学校得了个什么班奖，校方敲锣打鼓地到我家给我发奖。我被那大阵势搞的惊慌失措，一溜烟儿钻到他家床底下躲了。直到那锣鼓声逐渐远去，我才从黑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

老屋的西面，是一块较大的空地，那也是我爷家的前院。父亲那时拥有一个稀罕物-收音机，每到晚上就拿出来放在那，给村里的人听评书。收音机传出铿锵有力的女音，大家嘴上叼着我父亲制作的烟卷。一边吐着烟，一边听得津津有味。那是刘兰芳的《岳飞传》，当时风靡了尚不知电视机为何物的广大农村。那台收音机如果坏了，我父亲会马上修好它。唯一不能控制的，也是它最大的一项支出，就是电池：两节白色的、手电筒用的那种金钟牌大电池。

对那片空地最明显的记忆，是有一年，大概是两位南山的远房亲戚，拉了一车新碗和碟子盘子到乡村贩卖。他们晚上路过我家借宿，把架子车停放在空地上靠老屋西墙的地方。我发现了他们车上的“奥秘”后，找到了后院的三叔(年龄相仿)，然后一起偷偷拿走几个碗和盘子。后来还是被发觉了...。这也成了我幼小心灵上第一个“罪恶”记录。

再往西去，是村里的一条南北路。它向南接大马路，北面则一直通到河坡。天气好的时候，那些卖糖豆、姜米糕和小物品的游乡小贩，通常推着车穿过这里。他们大多是戴着草帽的老年人，一边手里咚咚地摇着小泼浪鼓，一边嘴里喊着“找头发换针”、找头发换针...。

那时候农村人没什么钱买东西，但妇女们可以用平时积攒的她们剪掉的头发，来跟小贩换些她们需要的针线、头绳或发夹什么的。和我一样年龄的小孩子，则是平常捡些烂薄膜、废铁料甚至破鞋底(有塑料的那种)收集起来。当听到泼浪鼓的招喊声，便兴奋地飞奔过去，用废品换些红红绿绿的糖豆，也有橡皮或漂亮的腊笔等。

南北路再往西，是我村生产队的牲口屋。那是一排麦秸泥顶的土屋，里面养着全村赖以生存的牛马等大牲畜。其中几头乌黑发亮的老水牛，是由我二爷负责饲养。二爷是三叔的父亲，辛勤老实，也是村里的“大把儿”之一。他负责的几头老水牛，农忙时给村里犁地拉东西，农闲时吃吃睡睡到坑里玩玩水，悠闲自在。最有印象的，是大水牛头上两支弯弯的长角。

平时牲口屋里总有成堆的草垛，是给牲口们的饲料。每次进去牲口屋玩，牛马们在里面或站或卧，脖子上的大铃铛叮叮咚咚的响。屋子里扑鼻而来的，是牛糞、干草及泥土混合的特殊气息。这种气息，成了一个记忆，以后再也很少有机会闻到过。

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村开始新村建设，我们家便搬到了东南面靠马路的新宅子。幸运的是，我家被规划在马路北边第一家。那里交通方便，视野开阔，记忆中我很喜欢。东邻的许家也搬了过去，位在我家后面的第二家，继续做好邻居。爷爷家是更后面第三家，二爷则在最后位置的第四家。

老屋应该不久即被拆除了，我没有亲眼看那个场面。后来那一带及整个旧村，被村里划成了菜地，分给各户种菜养瓜，供给自家吃。老屋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老屋不在，至今已有不下四十年了。这是赠给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