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去年冬天。

我在欧洲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与会议议题相关的创业公司老板D博士带着学习和建立人脉的目的前来参会。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拿出一个名片，说这是一位中国教授给他的，看我认识不认识，后面加上一句：我这辈子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名片！（I have never seen a business card like this in my life）。我问：“为什么？”

“看看这些头衔！”D博士一脸懵懂的说。

我仔细看看，原来方寸大小的名片60%的篇幅都用在了罗列各种头衔上：除了常见的教授，博导，还有一堆院长、主任、主任委员、编委、编辑等等，最有趣的是还加上了一个XX单位“原X长”。我笑笑说，“看来你遇见了一个大人物！”

D博士依然一脸懵懂，然后悠悠地、但一针见血地提出来他的疑问：“既然他有那么多头衔，还告诉我XX课题他们从十年前就开始做了，为什么我从没有读过他的论文，他的名字让我很陌生？”

我解释说，在我国古代，名片远比今天的作用大。今天名片的作用是为了方便人们联系，留下姓名、所属机构和联系方式即可；但历史上在东亚，名片上还常常写上籍贯、家世、出身等等信息。这位教授显然是为了尽量多的提供自己的信息。

强词夺理完之后，我摸着自己一脑门的冷汗，不知道面子找回来没有。但是我从心底里希望在对外交流的时候，大人物们能入乡随俗、化繁为简，简简单单写上“职务、单位、联系方式”这样有用的信息。尤其在学术交流中，声誉的建立完全不依靠所谓的头衔。除非是世界知名的机构，对方也往往搞不清您所在的委员会、编委会、各种级别的重点实验室等等声誉如何、地位又怎么样。

在之前的博文里，我引述过英国历史法学(comparative jurist, historian)创始人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Henry J. S. Maine, 1822-1888)在《古代法(Ancient law)》里的那句话：“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The movement of the progressive societies has hitherto been 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我们的特色名片，说明身份还在起着比契约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契约社会里，职业和身份，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不需要额外的包装。倘若实在需要这样的名片，我出个主意，做两个版本吧，对外交流，用那个简化了的。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几周前。

某处走廊的海报栏里突然贴出一个讲座的海报。讲座是中国学人（学生）团体组织的，演讲人来自中国，看来是一位年轻的学术新星，根据简介看成绩不少。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最为有趣：已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若干，累计影响因子21。对，21，我印象深刻。站在旁边的一位同事像是自言自语的说，这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is mean）？它什么也说明不了（It means nothing）。

IF的讨论是个老话题，突兀的放在海报里，它的确什么也不代表。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许它代表你发表了一篇很高影响因子的文章，但也许未来5年没有人关注或者引用；对于有些学科，也许它代表了你用几篇文章的篇幅，已经足以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比如不少学科，2-3的影响因子的期刊已经是顶级了。这种评价在交叉学科里尤其模糊：举个例子，倘若你是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技术，用在两个医学领域，都解决了某个医学问题，但发表的论文带来的影响因子会悬殊很大：比如肿瘤学科，和口腔医学。

我曾经在一个聚会上听到两个大学高管笑着讨论数字化的评价机制。一个学术副校长，指着他身边的副教务长说，这家伙的H指数是我的10倍。当然，他是开玩笑，数字是真的，但什么也不代表。副校长是人文地理的教授，早早就建立了学术地位，但是再拼，在影响因子和引用指数上也拼不过做基础医学研究的副教务长。

任何的评价机制都有可取之处，但也必定有短板。迷信某一种指标是很危险的。像著名数学家创立了分形几何学的曼努瓦·曼德布洛特教授（Benoit Mandelbrot）说的：“如果像体育竞赛一样，把竞争（比较）放在一切之上，科学是会被毁掉的(Science [would be] ruined if-like sports-it were to put competition above everything 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