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信息”。而信息是什么，信息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哲学家必须进行探究的基本问题。但是，我国对“信息”这个概念的探讨却并非始于香农的信息论，而是始于维纳的控制论。控制论在原苏联曾被当成伪科学遭到鞑伐。那是1950年代初期的事情，可是后来却给控制论平反了，而且还将其写入党纲，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我国对信息的哲学研究是比较晚的。早在1964年曾开过一次会议，决定翻译若干篇控制论创始人的文章，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组翻译出版了内部读物，《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介绍了“国外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现状和思想动向”其目的是为“批判这个领域内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提供资料。”这部译文集共刊载了与控制论直接相关的文章12篇。紧接着，《哲学研究》编辑部又出版了《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虽然也同意是译文集，但与前者比较，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前者主要是控制论创始人的文章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原苏联和东欧学者的论文。是原苏联学者研究控制论的成果。因此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我国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脉络，先是介绍“原创者”的工作，然后跟着介绍原苏联学者的工作。不难看出，如果不是由于文革的兴起，我国学者也就要紧跟着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的这部文集共收入论文33篇。其中五篇与“信息”这个概念相关。它们是：“信息与反映”（乌克莱因采夫）；关于控制论中“信息”概念的定义（塔拉先柯）；从列宁的反映论来看信息（茹科夫）；信息模拟认识论本质（布鲁什科夫）；信息概念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泽曼）。这二部文集为我国关于控制论的研究打下了一定基础。

那么我国是否也要步原苏联的后尘，先把控制论批判一通呢？这一点我国的作法已经有了基本共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代表了中苏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因此在学术也不能再紧跟苏联。中国的《十二年规划》制定后，控制论在国内研讨和发展（1956-1966）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即哲学先行，平行推动。这种独特的科学传播模式并非始于吸纳具体科学理论知识，而是始于辨明其背后的整体哲学含义和应用意义。从此开始了比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维纳从控制论与通讯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形成了信息的一般概念，因此他不仅对信息论的建立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香农于1948年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一文，则为信息的概念从数学上进行了刻画，因此信息这个概念就成为控制论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说，信息论成为控制论的基础理论了。

由于失去的十年的缘故，我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关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学科也是如此。但是由于有了文革前的一定研究基础，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这三门学科均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创立的，可是我国要想急起直追，也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正所谓做得好不如来得早（Being early beats being better）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认第一的。

到了198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学者撰写的《控制论、系统论、系统论与哲学》这部书。当时正值国内形成了所谓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系统论）热，这部书的问世得到国内的普遍认可，当年便获“图书金钥匙奖”，翌年又获“全国畅销书奖”。这部书的的特点是承接了60年代的工作，在作者队伍上有了相当大的扩展。是我国关于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小结。然而不得不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还是能够见到前苏联理论体系的影子，还有就是介绍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工作也仅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从某种意义讲，“哲学先行，平行推进”的纲领未能得到贯彻。

1991年美国通过了《高性能计算与通信法案》（又称戈尔法案），到了1993年克林顿政府期间，戈尔成为副总统，于是他便极力推行该法案的实施。为了让普通百姓更好接受这个观念，戈尔将其通俗的表述为“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对人们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么对中国社会又会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在1994年立项，形成专门的课题组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项工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项国家级的研究课题，因此也就受到较大的重视。在研究方面得到各方面的配合，后来形成了研究报告报送中央办公厅，为我国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课题在结项报告的基础上又众多参与者共同写出了专著《千年惊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这项课题为我国打开了向西方看的视野，真正让人们意识到我国与西方的差距有多远，其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如此，也使得我国理论家开始关注相应的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所触及的面太广了。以至于哲学家们也不得不对此现象进行反思。

而就在2002年意大利学者写出了《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我国也于同年将其翻译成中文，从此信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正式被介绍到国内。到了201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是我国哲学界有了一部比较正规的导读性质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为中国哲学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范式。

这本著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学术品位高。该书共四篇二十六章，每章均有该领域的专家撰写，在不长的的篇幅内汇集了大量的学术信息。二、学科前沿性。该书涉及的问题都是当时最为前沿性的话题。这些话题本身或许就能成为一个发展方向，因此能够一下子把读者带入最新的研究领域。三、专业性与可读性。作为专业性的哲学书籍，可以作为硕士和博士生的参考资料，有许多毕业论文都可以从中解析出来。同时也能让非哲学领域的读者了解信息哲学领域的专家都在干什么。四、指导书和工具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每章的参考文献非常仔细，而且将那篇文献适合哪个层次的人读。因此它不仅是导论，更是一部参考书。

总之，我国对于信息的哲学研究基本走出了一条先引进后综述研究，再引进的路径。最终将我国的信息哲学研究带入世界前沿。现在又提出大数据的观念，而大数据与认识论（哲学的话题）又成为新的热点。这些无疑为我国的信息哲学研究拓宽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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