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天誉文化会馆举办了一次“《互联网时代》面对面”的活动。请来了总导演石强以及顾问余晨、陈宇、段永朝等人。由他们讲一下拍摄的过程及花絮。由于我在这部片子的拍摄初期，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所以也让我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互联网时代》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全球第一部电视机构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客观解析互联网的大型纪录片。该片自今年八月在央视二套播出后，效果非常不错。就连军方也将此纪录片调去，作为部队官兵的普及材料。可见其影响力之广。《互联网时代》制作近三年，采用高清格式在全球十四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了与互联网发展、研究相关的各界重要人物。在这次活动中，我也发了言。但时间太短，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谈了一下我与该片的一点关联。现在就将我进行了充分准备的材料放到博客上。实际上，这就是我对自己这二十多年来的一次简略地回顾。

1989年5月在湖北武汉召开了一次科学哲学的会议，当时我在中科院武汉分院工作，也就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有位来自北京的好友给我建议，让我关注一下PC。他的话我就记住了。后来，大概到了1990年初，我就买了一台计算机，是让人在武汉的电子一条街diy出来的。就这样我与计算机有了初步的接触。

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叫中科院武汉数学物理所，它的前身是专门搞计算机研究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搞基础理论，即纯数学研究的。后来文革开始了，这个所就归入海军，好像当时的负责海军工作的是苏振华将军。由于我们所的老所长李国平，这个所就整体来到了海军。现在它的计算机部门仍然在那边，叫6709所。可后来文革结束后，搞理论的就想恢复原来的架构，但那已经不可能。于是，作为学部委员的李国平又专门找到了中科院，最终把那些搞理论的单独分离出来，成立了当时那个所。可以说数学物理所是个因人设庙的单位。1996年李国平去世了，这个所就与武汉物理所合并，成为一个研究室。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文的，一下子就抱回一台价格不菲的机器，还是挺让人奇怪的。那些武大计算机系毕业的认为我纯粹是疯掉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年在1980年代中期，我开了一家小公司，从国外进口了一批UPS电源，那时都是大机器，要这种电源。于是我也顺便发了一笔小财。这样我又装上了电话，那时也算是奢侈品了。我有一个弟弟在美国工作，他对互联网很了解。那时互联网根本没有商业化，依然由NSF掌管。好像是在1992年的样子，我们约定好做个联网实验。我记得特别清楚，软件就是用5.1版的PC Tools。那时也没有什么modem，直接用机器的通信口联网（类似于张树新的瀛海威的拨号上网）。当我的机器屏幕一下子水平分为上下二个（像现在的QQ）的时候，我顿时被惊呆了。这个情形我至今难忘。于是我就想，下半辈子就搞这个了。

后来，在1993年美国弄了个NII，也就是信息高速公路。Internet则从NSF手里出来，商业化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刘吉，牵头搞了个国家级的课题（全国第一个），我的朋友让我介入其中。到了1995年，我便来北京，一边干课题，一边读博士。从此，我就从中科院到了社科院。而且有幸参与了20年前的一项关于信息高速公路研究工作。当时还是很先进的，我的同学还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我说与信息高速公路有关，他们还以为是跑汽车的那种高速公路呢。可见当时这个题目对国人的陌生。今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刚好20年。我也是陪伴了它走过了这20年。

到了社科院，再弄机器肯定是不行。要耍笔杆子了。而我当时参加的课题的题目是“信息告诉公路对社会的影响”。从某种意义讲，这个题目与仲昭川《Internet改变世界》的记录片有点儿像。不过我们的课题更偏重于社会影响。1997年我们的课题结题了，结项报告浓缩后报送给中央办公厅。那时仲昭川的纪录片也出来了。看了那部片子，更是感到互联网的厉害。不过，我却无法回到那个技术的世界去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对我而言毕竟只是个工具，现在可以说还是个离不开的工具了。前段时间我一直纠结，是把我记日记的习惯改过来，用计算机还是用传统的日记本。我从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之际，我痛下决心，抛弃纸质的日记本。用计算机了。

在哲学所工作，必须要搞哲学，否则就是不务正业。眼睛光盯着国内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我1998年开始到哲学所工作，一方面干些所里的工作，一方面翻译一些与信息技术有关的伦理方面的书。到了这个世纪吧，网络上有一份叫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的文章。作者就是现在业界都已经很熟悉的Luciano Floridi。那时他的文章还没完全成熟，也就没有正式发表。可是我却一直跟踪，并与Luciano取得了联系。到了2002年，那篇文章正式发表在Metaphilosophy上。原文是上半年发表的，中文是下半年发表的，相差没有几个月。这样我在哲学所就算“务正业”了。而Luciano也就成立我的未谋面的好朋友。

2005年，在瑞典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我投的题为“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的文章被采纳。并被安排做一个小时的大会报告。哲学所给我出机票，大会负责我在瑞典的住行。会议很成功，我的发言也很成功。关键是我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Luciano。意大利人，高鼻深目，碧眼金发，小伙子那叫个帅。我们这就算是正式“接上头，对上面”了。那时他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有个官方协议，可以邀请双方相关人员互访。于是，2008年我就通过这个协议把Luciano请到了中国。这是一次巡讲旅行（Lecture touring），9月20日来华，10月1日前离开，总共有10天时间，他在北京做了四场报告，在西安交大做了一场。他回去后就“发达”起来。从他最近给我的CV来看，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做了300余场学术的和商业的报告。

可是当年却不行，要想在牛津当reader和full professor的难度太大了。他大概就采取了“曲线救己”的路线，退而求其次，到Hertfordshire大学当了教授。在2004年他主编出版了一本叫《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的教学参考书。那么我就让北京商务印书馆出面把该书的版权买回来，由我主持翻译，于2010年出版。这本书在科学技术哲学圈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毕竟是第一部引进的教学参考书。

2011年夏天，我突然接到北京大学传媒学院陈刚教授学生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国内我是第一个介绍Luciano的人。就想和我见一面，了解一下情况。原来，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要请他来讲一下。可见那时的Luciano早已是国际知名学者范儿了。就是在这次论坛过程中我们《互联网时代》剧组在我的引荐下对Luciano做了访谈，地点就在北大传媒学院的一间老教室。那天下着雨，到了采访完毕，已经是雨夹雪了。很遗憾的是，采访花了差不多近三个小时，可我看《互联网时代》第一集关于他的镜头也就有30秒？反正就三句话。后来当然还有了。而且剧组还到了牛津大学他主管的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OII）做了访谈。但剧组似乎更看重那位写了三大本书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卡斯特。或许他的观点对《互联网时代》更加贴切些。

最后再说一点，前不久腾讯公司成立了一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也要请Luciano。此前，腾讯的人也是先找到我了解情况。后来他来了，我们又见了一面。腾讯7月25日召开了题为“大数据连接的未来——2014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高峰论坛”，在那次论坛上，Luciano又做了题为“大数据、小模式、深影响”的报告。腾讯的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与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院还有其他单位每年都要举办相应的高峰论坛。这样Luciano就成为中国的朋友了。毕竟，21世纪是互联网时代，而不是20世纪普及互联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