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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与《格物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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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之名，得自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格物致知。《礼记•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后两千余年，学者们对这个命题给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比较有名的是朱熹和王阳明。
“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王学对朱学的批判或者说怀疑，始于“庭前格竹”的故事。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格物”在朱熹那里是指思想中的“物”，用现代的哲学语言来说是指（客观）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而“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格竹子失败了，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不过王阳明的学说还是招人喜爱，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王学还在于它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宋朝兴起的“理学”是相悖的。北宋二程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南宋朱熹更进一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学与王学的互相消长，关乎明清两朝的兴亡。例如，顾炎武就认为王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然而，就连孙中山黄兴等人均信服王阳明的学说。为什么？就在于王学体现出了“人的独立精神”，这与他们受的近代教育有很大关系。
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熊明遇的《格致草》、汤若望的《坤舆格致》等书的名称就使用了“格致”一词。这是中国对“科学”这个舶来词最早的翻译。格物致知，以格物而得的知识是科学。在鸦片战争以后，依旧沿用这一称谓。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许多人认为，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大概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也有许多人认为“科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并存的局面，新文化运动时又称为“赛先生”(science)。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
不难看出，在傅兰雅那个时代，格致一词已专指从西方传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盖取其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其知识之意。傅兰雅对创办的《格致汇编》的刊名没有更多推究，在他眼里，格致仅是代表科学技术的一个词汇。他更关注的是，新的期刊要在促进探究精神的同时，努力在中国传播通俗易懂的实用科技知识。然而中国人（连那些对西洋有相当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却要从这刊名中找出微言大意，并对这第一份科技期刊寄予厚望。与傅兰雅长期合作的徐寿在《格致汇编》创刊的第一卷上做“编序”说：
“致知格物之学乃修齐治平之初级工夫，朱子所谓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穷知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不因其已知之理而求其未知之理，循此而造乎其极，则必于理有未穷而于知有不尽矣。”此刊问世，“盖欲使吾华人探索底蕴，尽知理之所以然而施诸实用，吾华人固能由浅入深得其指归则受益岂能量哉。”
他把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了起来，而这恰恰是晚清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所认定的强国之路。另一位改良主义者，曾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则做了进一步分析：
“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此非内外之有所殊也。古圣人兴物以前民用、智者创、巧者述，举凡作车行陆、做舟行水、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皆凭实事以致用，而非虚构其理也。特中国儒先耻言功利，不如西人之矜言创造、夸多斗异尔。方今海宇承平，中外辑睦，通使聘问，不绝于道。西国之讨论中华经史者不乏其人，而吾儒亦渐习彼天文地舆器数之学。涉其藩，若浩博无涯；究其奥，则于古圣人作述之原，未尝不有所见焉。盖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也，甚哉格致之功之不可不穷其流也如此……中国数千年以来，材智迭兴，故未尝无好学深思之士，造乎其极者。第自冬官一书既佚，而操艺者师心自用，擅其片长，以眩于世，学士大夫又鄙弃工艺而不屑道，而古先圣哲所作述之绝学遂亡。讵知西国之人，研之至精，不懈益虔，殚亿兆人之智力，潜窥造化之灵机，奋志经营竞奇争胜，日臻富强，遂以雄视宇宙。”（《格致汇编》第五年第一卷）
傅兰雅因有在东西方生活的切身体会，故能对双方文化作比较。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耻言功利”“鄙弃工艺”，致使古已有之的格致绝学消亡；而西方人“矜言创造，夸多斗异”，加之“研之至精”，“奋志经营”，因而“日臻富强”“雄视宇宙”。有了这样的体会，他特别希望中国发展科技，以此强国。现在傅兰雅以一介西士，“不殚采辑之烦，译述之苦”，出版科技期刊，进行科学普及，用心“可谓勤且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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