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要想使信息哲学在国内的研究开展下去，就必须得到体系内的支持和资源。否则就只能是个人爱好而已，得不到体系内正统路线所认可。若是这样，我的功夫也就白费了，可是我却恰恰碰倒了一个机会，将信息哲学带入哲学所的殿堂。我的前任主任走之前撂下一篇“重振雄风始于足下”的文章后，没过多久便走了。看来这重振的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前任主任在哲学所滚了至少20年左右，据说就要给他提成副所长了。可他却突然撂挑子走了。让所领导也措手不及。有位主事的副所长还专门找到我，询问他为何调走。我才来几天啊！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那时调离哲学所的人慢慢开始多了起来。我室的主任刚刚上任没多久，便提出调走。肯定有自己的道理。至于是什么，哲学所理应知道。我想“五子登科”哲学所是无法满足的。但其他单位未必就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当然，这就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事情了。再说了，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情景五、春风又绿江南岸

早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所工作时，我就有这样的印象。每一开春，领导们为了将革命进行下去，便要求中层干部谈一下一年的工作打算。那一年，由于来了新的领导，知道所里的工作不好开展，便要求每位职工都写一份工作建议，以及对上届领导班子的评价。如果还是老班底，写报告肯定没我的份儿，因为我不是中层干部。这回要我写了，我便写过一份长篇工作报告而闻名。至少可以使自己免受伤害。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让新领导知道一下。当然，我也是对对事不对人。到了北京的哲学所，这回看来有得来这么一下子了。

2002年3月初，所里先后有几档子事情都与信息哲学在中国的问世相关。其一，所里开了一个室主任的会，会上发了科研局的一个通知，要每个室写一篇二千字的文章，介绍一下本室学科的发展动态，写好后交科研处审查，然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其二，这次会议还要求各室的主任谈一下搞好科研的事宜，但由于范围太大，效果不好。两天会后又决定以后找机会一个室一个室谈。其三，要求各室上报重点学科的项目以及院重大课题项目。正是这三件事情为我在四月份在哲学所内，即体系内，开创信息哲学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机会。

首先，从各室主任的单独谈话开始。科哲室、西哲室与东方室分在一组谈。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但记的起是下午。西哲室与东方室谈得口角余香。到我这里，大家似乎都认为很不好办，主管我室工作的副所长甚至都说替我们室发愁。可是你们发愁，我也要谈呀。因此，我在学科建设上，大致谈了三点：

一、是国际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大趋势。，论点是“大科学”式微，“大技术”兴起。而信息技术为信息哲学的问世带来了契机；此时趁机把国际上的《元哲学》将要刊登《什么是信息哲学？》的事情介绍了一番。而我已经将该文译成中文，并联系好了版权，投到所里办的《世界哲学》了。估计能英文和中文先后在同一年问世。而后来也证明，《元哲学》将该文发表在1/2期合刊，《世界哲学》则刊在第4期。相差不到半年。

二、是我们室以后的学科建设不能再走以前“大口袋”的路子，应收缩战线重点转向信息哲学的研究上。当时我室的老先生即将全部退休，剩下的年轻人可以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把部分精力转到信息哲学的研究上来。这样我们室在全国就会既有特色，又有制高点。对我室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上有很大好处。我的这一愿望在2004年后部分现了。因为我要主持翻译一部教学参考书。

三、对发展信息哲学的信心与担心。我的提法是先打个小旗子探探风向，如果可以我就走下去，如果不行我就把旗子一卷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千万不要过高。这次会议所领导都参加了，还有人事处处长。这次会基本就是吹了吹风。效果很好，得到领导们的赞许，他们认为虽然有风险但却可以一试。主管我室工作的副所长认为这是个突破口，另外一位副所长认为是个增长点。

不管是什么，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反正我不是吃白食的，主张拿出来了，下一步要看所里的态度了，看是否给我资源，让我继续向前走。事隔一个星期，我就被正式任命为科技哲学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