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在英国考察时偶遇罗素，回国后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商量是否请他来华讲学。蔡元培答应了，于是梁启超便开始筹措费用。1920年10月12日罗素收到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机构的邀请电报，请他到北京大学讲学。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而北大恰好是策源地，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博学多闻的罗素对中国的文化也有所了解，还读过中国的老、庄的典籍。为进一步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家，罗素很快便答应下来，不久罗素便携美女情人勃拉克（Dora Black，1894—1986）乘坐“波多”号法国客轮启程前往中国。

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晚上，中方在南京路大东旅社为罗素接风洗尘。晚宴的主办方是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会、基督教救国会、中国公学及《时事新报》。他们都以能请到罗素这样的大哲学家讲学为荣。菜肴丰富美味自然不在话下，当晚到场的各界名流学者竟多达100人，把宴会厅都挤满了，由此可见当时的盛况。这些学者，都是当时中国学界的“大腕”级人物，如蒋百里（1882—1938）、孙伏园（1894—1966）、瞿世英（1901—1976）、张申府（1893—1986）等当晚都在场。当时年仅28岁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和数学的哲学赵元任（1892—1982）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为罗素当翻译。

张申府是罗素的崇拜者，并以寰内罗素研究第一人自居。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哲学系对罗素的分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先后翻译了《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战争》等。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张申府系统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宣传研究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思想，仅25岁已成思想界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罗素在华逗留9个月的样子，于1921年7月11日回国。期间先后访问过上海、南京、杭州、长沙、汉口、保定、北京等地。约有8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度过。共作了近20个主题演讲。以《罗素五大演讲》结集出版，包括《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社会结构学》。其他讲演散见于报刊。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教育第一。在北京的主要活动是与北京大学师生组织的罗素学说研究会定期研讨。回国前作告别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并留下《中国问题》一书。学者张申府于1919—1920年间曾撰文多篇介绍其人其学，营造声势。其中国之行褒贬不一。近年有学者集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演讲集》。

1921年3月，罗素开始在北大讲学，每周两次，为此傅种孙（1898—1962）写了一篇“罗素算学哲学入门书提要”刊于1921年第2期的《数理杂志》。北大师生还发起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每周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自然想把自己的“绝活儿”数理逻辑，传授给这些资深的中国弟子。但他只讲过一次，学生都说听不懂，还抱怨这不是哲学。后来傅种孙与张邦明于1922年专门翻译出版了《罗素算理哲学》（Introduction to the Mathematical Philosophy）来普及罗素的数理逻辑，傅种孙是中国首位介绍罗素在数理逻辑方面工作的学者。《罗素算理哲学》更是该书于1919年英文版出版后3年便被译成中文。该书的要到1942年才由平野智治译成日文在日出版。

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1900—1979）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但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

罗素来华除了他对中国社会改造所开出的“药方”外，还让国人了解到现代逻辑的最新进展。为清华大学发展现代逻辑起了很好的作用。现代逻辑是由18世纪德国人莱布尼茨所首创，罗素的PM为集大成的著作。因此，中国人的数理逻辑大致可以说主要走的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道路。而非布尔-皮尔士-施罗德的道路。前者可以说是“普遍语言传统”，后者则为“理性演算传统”。后来张申府也来到清华大学教书，成为金岳霖麾下的一名干将。而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也曾翻译过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著作。耶方斯属于改造布尔代数的重要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