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stic Horse: An Elegant Being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gl6866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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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对“逻辑”译名确立的贡献

已有 854 次阅读 2022-8-8 10:44 |个人分类:科研备忘|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章士钊(18811973)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于1907年到英国留学,1908年入阿伯丁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逻辑。这里重点讲一下他对我国逻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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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曾是我国首位将logic译为“逻辑”的学者。但是由于受“侯官古文派”的名气所累,还是将“逻辑”译为“名学”。司马谈(前169—前110)在其《论六家要旨》中提到“……阴阳、儒、墨、名、法、道……”,所谓名家的特点,司马谈认为它“苟察缴绕”,即在说理、行文或探讨问题方面讲求细节。而“逻辑”本身恰好就是这样的学问。所以当其他文化人批评严复的《穆勒名学》难读时,他则说原文比他翻译的还困难,起理据就是“苟察缴绕”。换句话说,“逻辑”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学问。他取司马谈的“名家”而非“逻辑”实为名正言顺,刚好体现出名学的特点。司马谈早在汉代便总结先秦思想家的成就,认为我国有类似于西方逻辑学那样的学问。从逻辑史上看,逻辑共有三大派,先秦的名辩学、印度的因明学和西方逻辑学。但前二者并没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只有西方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学。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即古典形式逻辑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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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英国也研习过逻辑学,但他以为将其译为“名学”似有不妥。留学期间便开始撰写有关翻译方面的文章,例如,19101122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以“民质”的笔名在梁启超(18731929)主编的《国风报》第29期上,发表了重要文章“论“‘翻译名义’”。梁氏以“沧江”笔名在该文前加了重要按语,着重指出章氏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沧江曰译事之难久矣!国于今日,非使其民具有世界之常识,诚不足以图存而今世界之学术,什九非前代所有,其表示思想之术语,则并此思想亦为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比比然也。而相当之语,从何而来而译者之学识,既鲜能沟通中外,又大华不忠于其所学,苟剿说以取宠而已。故满纸皆暧昧不分明之语,累幅皆诘鞠不成文之句,致使人以译本为可厌可疑,而以读之为大戒。夫其学既已为吾侪畴昔所未尝习,则虽行以至工之文,犹未易使读者一展卷而相悦以解也,况以今人之译本,重人迷惑者哉!准此以谈,则举国不悦学,谁之罪也?翻译名义,译事之中坚也。吾治欧文浅,殊不足以语此。著者英年夙慧,于本国文学所造至邃,今复游学英伦,单精斯业。今远寄此篇,其所以光宠本报者至矣。辄识数言,以飨读者。

章士钊的这篇文章重在翻译名义,其中突出了“译事之中坚”。由于报纸篇幅所限,重点谈了“……义译、音译之得失”,阐释了自己的观点。章士钊写这篇文章时,严复的《天演论》(1897)已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严复早已名冠天下,而章士钊那时尚不足30岁。严复的《穆勒名学》已有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粟斋刊本。出版后由于译本过于难读而未得到普及。章士钊这篇文章主要就是针对《穆勒名学》的翻译写成。

章士钊认为“以义译名”(意译)并不能吻合原意,他举了logic译为“名学”、“论理学”、辩学、理则学(孙中山的提议:“凡以论理学、辨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班牙为吕宋也。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的例子,但“论理学”被严复在其《名学浅说》中斥为浅陋。而“名学”一译,“足尽亚里斯多德之‘逻辑’,未能尽培根以后之‘逻辑’也。”在他看来,“名学”大致可以表达出演绎逻辑,但却没有无法涵盖归纳逻辑。这就是未能“吻合原意”。章士钊认为logic一词要把“名学”外延更大。所以“……欲于国文中觅一二字与原文意义之范围与广狭,乃属不可能之举。”

“以义译名”最大的缺陷就是:“无论选字如何精当,其所译者非原名,乃原名之定义是也。”章氏指出这一点非常难得。还是以logic为例,“日本人译逻辑为‘论理学’,则此三字即一定义;严复译为‘名学’,也是一定义。”逻辑一词本身是术语,而非定义,因此“是吾人本欲译其术语,其结果乃以定义为其术语。即译之矣,吾人以新术语公之于世,势必更加定义,使人共喻其为何物。”在他看来,以“定义”当术语万不可取:“则此定义者,果仍前次定义而扩充之乎?抑更觅新字以释之乎?”如果是这样,那么则陷于“术语”和“定义”重叠之泥淖。这样“义译”就会让前面的的定义无意义,而且,如果前面的定义恰当,想避去重复也不可能。他认为,以义译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而产生歧义。又说:“学术者,进步者也。定义亦因之而进。吾人必先强取一时,一已之界说,因以为定名,予后来做新界说者,以无穷之障碍,因陋就简,则阻学术之进程;翻陈出新,而又为定义所缚。势必使之产生矛盾而后止。”在这里章氏从学术的进步性来谈术语的翻译,如果在新术语面前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必定使学术进步被旧说喻新进,其结果便是让人无法接受新的学术进步。从受众而言,很容忍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种所谓的“新进学术”原来“古已有之”。于是就不会引起学人重视。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需要考虑的。原来的新术语的意义本身就有争议,“原语之本且摇,而吾即而绳其合适与否,此亦不智之事也。故译语即有时吻合,不必即为适用之语。”章氏的这样观念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在翻译实践中可以见到民国时期的诸译著凡碰到原来的新词,直接抄录,根本就不去翻译。那时中文排版皆竖,而原文皆横写,我们读民国时期的译著时觉得很不习惯,不时要把书本翻转45度或把头扭过来才能看懂原文是什么。后来中文排版改为横排,必要时还需将原文加括号,使人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差池。他认为,凡此种种均是“义译”之短:“在认为必要时,吻合之译既不可得,则惟有取其近似者之一法,在义译极困难。”

另外,章氏还从四个方面对“义译”的弊端进行阐释。一曰“斗字”,即“拼凑”,如严复将英文的neutergender这些中文没有的词以旧词“拼凑”出新词,为“罔两”。章氏认为:“巧则巧矣,不足为训”;二曰“傅会”,即“牵强附会”,如严复译syllogism为“连珠”;三曰“选字不正”如严复将fallacy译为“眢词”;四曰“制名不简洁”,如严复译conversion为“掉换词头”,他认为此译不如日本人译的“换位”。

章氏不仅指出“义译”的种种弊端,还给出应以“音译”辅之。他认为∶“吾国字体,与西方迥殊,无法采用他国文字。以音译名,即所以补此短也。语其利也,则凡义译之弊,此皆无有,即为其利。至语其害,则人或觉其生硬不可读外,可谓无之。且此不过苦人以取不习,终不得为之害。此种苦处,习之即久,将遂安之。中国的翻译历史久远,最早的典籍《周礼:秋官司寇》篇中就有“象胥”(即通言语之官)。早在唐朝玄奘(602664)开译场翻译佛经要以“信”为主。为此他提出“五不翻”的原则。一曰“秘密故,如陀罗尼”;二曰“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曰“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曰“顺古故,阿耨菩提”;五曰“生善故,如般若”。玄奘说的“不翻”即为“音译”,音译是“不翻”的翻法。章士钊指出∶“佛经名义之不滥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槃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故愚以为,自非译音万不可通,而义译又予吾以艰窘,君即当诉之此法。他还指出,即使严复好立新义",有时也不得不乞灵于音译,如"么匿拓都之类。

综观章氏此论,主要是强调译名的义译之弊与音译之利,在论述中略有偏颇不妥、过于绝对的地方;但审其目的,乃是指出翻译西方重要新术语(如逻辑),必须做到准确涵括其全部意义,如果义译做不到这一点,则宁取音译。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严复对logic先用音译,后弃之不用,而改用名学。似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力道在其中。然而章士钊的“论“‘翻译名义’”发表时,大概因为是辛亥革命的前夕,该报主编梁氏当时在国内名声不好。所以章氏的论述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引起什么反应。章氏从英国回国后,1912年初起为《民立报》撰写社论。时常涉及到“正名、逻辑、译名”等问题,这才又将logic的翻译问题重提。尤其是在418日发表的《论逻辑》、同月21日发表的《释逻辑》等文中,他再次提出日本人将logic译作“论理学”,严复译作“名学”,还有人译作“辨学”,均未能恰当地表达原词的意义,倒不如严复曾提到但又被他弃置的音译“逻辑”。章士钊以后基本没有参加关于logic一词的译名讨论。根据玄奘“五不翻”的音译原则,logic涉及三种,因此他坚持采用“逻辑”来音译logic。从此,“逻辑”一词便在中国得以确立。

章士钊于1917年写了《逻辑指要》初稿,于1943年由时代精神社印行。《逻辑指要》是根据1918年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时的逻辑学教学课程整理而成。当年章士钊在北大讲逻辑学,可谓盛况空前,曾先后更换过好几个大教室,仍然是座无虚席,影响很大,一时之间传为佳话,因为毕竟这是一门新鲜的学问。19432月,章士钊参加了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参政会事。当时他的朋友张君励向蒋介石推荐,让章士钊讲述逻辑学,因此,蒋介石曾让章士钊到大学去讲逻辑学,并整理成书稿最终出版。后来该书还引起毛主席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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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没有发表的,为《逻辑指要》写的序言里,章士钊写道: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踌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叛变革命,并最终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彻底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章士钊很清楚,因此他的《逻辑指要》与“叛党”有关,在《逻辑指要》初版本序言里他写得很清楚:“今岁二月,吾为国民参政会事,议长蒋公欲得逻辑以药之……”但是,毛主席却笑道:“这是学问上的事,有什么妨碍?”毛主席的回答非常高明,体现了他宽宏大量以及对待学问的科学态度,令章士钊的心境豁然开朗。因此三个月后,当毛主席又一次邀请章士钊参加会议时,章士钊把这本《逻辑指要》带了过去。毛主席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

在后来毛主席见到章士钊时,高兴地说:“这本书我已经一字不漏地看过。多少年来,我看这类著作已经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不能称之为专著,但是唯独你这本书,取材于中国古籍材料,在同类书中,是绝无仅有的……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当做今日的参考资料,应该重新印行。”于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入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逻辑组挑选的“专著”《逻辑丛刊》(十一种),由三联书店于1959年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章士钊提出了逻辑的“经纬论”。认为西方逻辑为经,中国逻辑为纬。作者在该书中称逻辑为正思之学,即给所有思想立种种法式,相互推校、参照,以期所得信为最正确者而归依。他认为,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该书以欧洲逻辑体系为,以中国古代名辩理论和实例为编写而成。书后附有作者早年所写的6篇论文,其中《名墨訾应论》和《名学他辩》等篇对先秦名辩之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作者否定了西晋鲁胜以来所谓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的传统说法,认为惠施、公孙龙既不是墨家正宗,也不是别墨,他们和墨子分别属于不同的派别;《墨经》既非墨子自著,也非惠施、公孙龙所作,而是后期墨家的集体创作。作者的这些看法,对中国古代名辩思想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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