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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儿时的家乡，有青山绿水，又有田园风光，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也没有穷山僻壤的寂寞，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我度过了令人回味的快乐童年。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家附近一个数百平方米面积的晒谷坪。晒谷坪的旁边是个粮食仓库，收获季节，这里最繁忙，晒谷坪的一端，堆满从稻田里割下来的稻禾杆，早晚有人用打禾机把稻杆上的谷子打下来，白天在这里晒干，再进仓库。晒谷坪四周堆满了空稻杆，这又为我们玩耍提供了便利，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

我最盼望的是晚上的到来，因为晚上的晒谷坪热闹极了，只要没有下雨或下雪，每天晚饭后，小伙伴们都会聚集到这里互相追逐，玩些“捉迷藏”、“丢手绢”、 “狼抓小羊”和很多记不清名称的游戏，那时的小朋友之间，真是亲密无间，无忧无虑。在我印象中，最文明安全的游戏是“丢手绢”，场地不需要很大，年龄很小 的人都可参加，还可以听到被罚的人唱歌；最有趣的的游戏是夏收和秋收时捉迷藏，被捉者会钻进稻草堆里，让谁都难以找到，出来后，衣服上，头发上沾满稻草 衣 ，回到家里，让人看着，实在好笑，有时还会弄得全身痒痒的，但大家只要玩得开心，不会在乎这些。有时候，一玩起来就忘记了回家，弄得有些家长到这里来 “寻人”。

但是，谁都没想到,在几年之后，儿童乐园里淳朴友好的童心童趣，随着那场政治运动的展开，瞬间被吹得无影无踪。

    1966年，随着领袖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的发出，一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拉开了序幕。以“狠抓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纲要的 “斗地主、斗富农”的政治运动，在每一个乡村拉网式地展开了。村民大会上，有人传达指示说：“凡是地、富、反、坏、右，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必须把他们揪出来，狠批狠斗，不能心慈手软，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作威作福”。

   我家所在生产队的斗争目标是一个地主婆和一个富农分子，每天晚上，大大小小的村民都必须自带凳子参加斗争大会，会议地点就是我曾经玩耍的大晒谷坪。从此，这里没有了儿童的欢声笑语、嬉闹嬉戏，只有全村男女老少正襟危坐开批斗大会的场面。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斗地主婆的情形。其实这个所谓的地主婆，也出身于贫苦家庭，人老实本分，早先曾嫁给一位姓胡的地主，所以成了地主婆。后来地主死了，她带着两个女儿改嫁到了一贫农成分的李姓人家，但即便这样，地主婆的帽子仍像紧箍咒一样戴在她头上，是无法甩掉的。她家的大厅里曾张贴过一张领袖画像，据说因为胡姓大女儿背楼梯时，不小心把画像的眼睛处撞破了一个还是两个洞，不知被谁看见，告发了地主婆，为斗争大会提供了鲜活有力的材料，揭发的人说：“一定是你这地主婆指使女儿干的，分明这是恶意侮辱伟大领袖，你必须老实坦白，低头认罪”。会上，任凭她反复解释，不但未能得到那些斗争者的理解和原谅，相反，他们还将其女儿抓来，让母女俩一同跪在地上，并诱导她女儿，要她说出是妈妈指使她干的。初逢这种场面，她女儿吓得浑身发抖，但不管他们怎样威胁和恐吓，坚持矢口否认，说这事是自己无意中撞破的，与妈妈无关。她女儿年龄比我大一点，我很了解她，可是那些人并不相信。我记得多少次在她脸上淌满伤心而委屈的泪水，但是泪水未能换得同情，令人恐惧的气氛越来越浓，晒谷坪上不时传来阵阵冷笑声、呵斥声和口号声。目睹着这一切，我当时的心沉甸甸的，同时感到十分的困惑。平日里，母女俩和我们一同出工，总是任劳任怨，人缘也好。同样是在这块晒谷坪，从前我们在一起欢笑嬉戏，此刻他们却成了被批斗的对象，阶级的敌人，两幅景象在我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在是想不明白。可惜我的怜悯和同情丝毫不起作用，只能把它埋藏在心中，看热闹似的等待着最终的批斗结果。后来，斗争会还是一次一次继续进行，为此事反复纠缠，没完没了。

紧接着“斗地主”之后，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像万花筒一样不停变换着。来到晒谷坪，经常能看到各种告示和政治标语，张贴在晒坪旁边的仓库墙壁上。后来，晒谷坪上建起了公社大礼堂，仓库也没有了，公社开批判大会、样板戏演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文革结束后，人民公社改名乡政府，从此大礼堂冷落了，成了一所空荡荡的房子，天天大门紧闭，偶尔堆放一些废弃的桌椅，灰尘蛛网到处都是，再后来，大礼堂拆除了，成了水泥地，并在上面筑起了一堵 “L”形围墙，连通了政府旁边原来的围墙，围墙上一道高大的铁门俨然岗哨据守，昔日人们活动自如的晒谷坪，如今又成了与外界隔绝的政府停车场。

晒谷坪——儿时的乐园，几经变迁后，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这里记载了我童年的快乐，也见证了我少年和成年时的心酸与困惑，这一块晒谷坪，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