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各国科技布局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布局。传统科技中心的形成过程为：以美国为例：在传统工业发达、人口密集的东北走廊地带和五大湖地区，高教事业相当发达，人才资源充裕，一批大企业过去多就近设置自己的科研机构，早期的国家实验室也多设置于此，因此这些地区的科技基础相当雄厚。纽约、波士顿、费城、匹兹堡、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等一批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科技中心。这种格局短期内尚无可能发生太大的改观。   

战后随着经济力量的扩散、交通和通讯手段的现代化，尤其是人们对生活质量日益增长的要求，新的科技布局决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逐步摆脱了对传统工业布局的依赖，从而演化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多元函数，每一项科技选址决策，都是众多支持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在科技布局各支持要素中，优美的生活环境和重点科研型大学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科技布局的头等要素，特别是其中的气候条件和天灾发生率等因素是目前的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因此这必然成为科技选址中最优先考虑的要素，至于其他支持要素，如人力、资金、法规、交通等，都是可以人为加以改定的因素。即使是科研型大学，也能够以分校的形式择址创设。上述可以人为变动因素的最终优化，都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最现成的选择是瞄准那些各项要素均已齐备的地区，在进行科技选址决策时首先应努力搜寻这样的地区，从而可节省一大笔初期投入费用。但这种地区不可能无限“供应”。   

在科技布局中，大学——企业合作研究活动在一些发达国家已促成了传统工业地区的经济复兴，并卓有成效地造就了一大批高科技密集区，因此它代表着今后科研活动的方向。这种大学和企业间日益增强的“亲和力”必然会对今后科技布局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大学和企业加强合作研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从企业方面来说，现代技术的快速更新、产品寿命的短期化和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推动着企业以空前规模进行科研投资。然而由于企业科研的优势仅限于产品开发和应用研究，为了及时了解高科技前沿的最新发展动向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为长期保持技术战略优势，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为后盾。这就迫使企业将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工作委托给大学进行，这要比自己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基础研究设施合算得多。科研型大学不仅能向企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而且可为企业承担各层次员工在职培训和技术咨询工作。与科研型大学“联姻”，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合作研究和技术转让的优先权，而且自己的科研成果也可通过大学出版物和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及时予以公开，此外企业还可免费使用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价格昂贵的大型科研设备，如粒子加速器、超级计算机和风洞设施等。   

从大学方面来讲，由于政府拨款逐年压缩，迫使许多大学转向企业界寻求经费支持。大学利用企业的资助可增设奖学金、增聘教师、更新科研设备，接纳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兼职可不断以最新技术成果完善现有理论，充实现有教材从而避免知识老化；师生可利用参与企业应用研究的机会，检验自己的科研成果，并利用企业提供的场所、经验和销售网，使其迅速商品化；大学还可通过向企业出租空余校园获得一笔使用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