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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心身和谐，守住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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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和谐，守住健康
——全国著名中医专家何裕民访谈
人物名片：
何裕民，１９５２年８月生于上海，浙江义乌人。现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在中医临床方面，何裕民教授从事肿瘤临床治疗３０多年，主编出版了中医本科教材《现代中医肿瘤学》、《癌症只是慢性病》等著作３０余部。国家科技部“十一五”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第一负责人、“十一五”重点规划推广图书项目《现代中国营养学》主编，并担任国家医学指导类核心刊物《医学与哲学》、《上海中医药杂志》等５份专业性杂志的常务编委或编委。
５月１６日，何裕民教授应邀在宁波书城四楼报告厅作题为《心身和谐，守住健康》的讲座，并签售他的著作《从心治癌》、《癌症只是慢性病》等书。
本报记者陈晓旻
记者：如今，中医养生类书籍层出不穷，畅销势头不减，电视、报纸、网络上教你如何养生的内容比比皆是。首先想请您谈谈对“中医养生热”现象的看法？
何裕民：首先这代表了大家的主观需求，是个好事情，说明老百姓的保健意识增强，对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重视了。同时，也说明中医在老百姓心目中有地位，中医可以作为一种非消费性的方式来维护健康被广泛接受。但是因为中医来源于生活的经验，不像西医来自于实验室，可以非常明确地制定补充多少维生素剂量或者健身房的具体锻炼方案。所以，要运用各种媒介手段好好宣传中医。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中医理论古朴深奥，难在中医实践经验容易意会不易言传。我们也看到现在存在着泥沙俱下的现象，有些书“忽悠”的成分大于经验和科学，有些作者根本就不是中医专家。比如有的说吃生茄子可以治疗百病，要知道生茄子是有毒的，这就好像古代为了养生，用炼丹来追求长生不老一样误入歧途。
其实，中医养生根本上倡导的是各种饮食的平衡，心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也包括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从而全面地调节你的心身健康。
记者：您这次的新书是《从心治癌》，为什么提出治病需要从“心”开始呢？
何裕民：早在二三十年前，我就开始从事心理方面的研究，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生癌源于心理的压力，很多人快速离世则因为心理的恐惧。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广州的癌症患者有５０％就是被“吓死”的。而以往的观点则完全依赖药物治疗，其实癌症本身就是心身同病的。一个人靠精神支持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亲人、朋友、社会的情感支持是绝对不行的。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对于肿瘤患者普遍存在的这些现象，重要的不仅仅是对他们进行生物学的治疗，首要的是心理危机的拯救！我自己三十余年临床经验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我要把这种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用非消费手段、低碳的简单手段来防范癌症的发生发展，或帮助治疗及康复，其意义不亚于一种抗癌新药的发明。
记者：您提出“癌症只是慢性病”，也具有心理安慰的作用吗？
何裕民：癌症有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愈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三分之一癌症经过合理治疗可以延长寿命。美国的数据表明，生癌后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７０％～７５％，像乳腺癌甚至能达到９０％以上。我曾经在《癌症只是慢性病》中提到过一个计算，美国人生了癌以后平均可以活１１年。一般的慢性病像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确诊以后平均可以活１１年，或许还到不了。根据这些情况，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６年得出明确的结论：“癌症是一种慢性病”。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的，而是公认的、官方的观点。只不过我强调了一下，加了“只是”两个字。
为什么癌症会令人闻之色变呢？这是因为过去人们错误且习惯性地将其视为一种存活期很短的致命疾病。因此，竭尽所能地运用各种极端的创伤性手段试图“挽狂澜于即倒”，而且，无休止地给以打击，终于，许多患者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这就是过去对付癌症的“寻找与破坏”模式。
其实，事实让人们醒悟到癌症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只要加强预防、早发现、合理且适度治疗，把癌症当做一种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来对待，从“寻找与破坏”的观念转换成“靶向与控制”，建立“与癌症共生存”的思路，目标设定为有效“控制”，并兼顾心理、社会等的综合因素，常可最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所谓癌症只是慢性病，基于两点：一、它发生、发展的过程很缓慢，有一个长期渐进而累积的过程，一般需要５到２０年；二、即使发生了，很多情况下可以长期“休眠”，或基本康复，这就是“癌症只是慢性病”的医学科学根据。当然，我写书还有一个动机，就是给病人和病人家属一个明确而正确的提示：我国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
记者：您在讲座中提到“好女人”现象，给我们归纳下容易导致癌症的性格主要有哪些？
何裕民：确实如此，生活中特别认真、一丝不苟、不爱发火、生活有条不紊的“好女人”，却是癌症的高发人群，癌症发生年龄也更为提前。我带领的研究小组通过对３万余病例调查后发现，性格、职业和心理因素与癌症有密切关联。研究人员发现，在女性患癌人群中，有四类职业是高发者，包括财会、中小学教师、文秘、办公室管理人员。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通常比较较真，工作压力较大，无法及时自我释放或转化压力，大多从事低控制力的工作，必须服从安排，同时性格比较内向，在社会生活中容易感到孤独。
人格与癌症的研究曾广泛受到各国科学家们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们研究发现：喜欢抑制烦恼、绝望或悲痛情绪的个性；害怕竞争，逃避现实，企图以姑息的方法来达到虚假和谐的个性；表面上处处牺牲自己来为别人打算，但是心中其实又有所不甘；遇到困难，当时并不出击，到最后却作困兽犹斗等悲观的个性者较易患癌症。此外，像周总理那样忍辱负重、压抑自我、委曲求全的个性，和“林妹妹”式过于细腻、追求完美、多愁善感的“忧伤人格”，这些特征也被称为“癌症性格”。
记者：除了跟个性有关，跟年龄呢？好像现在越来越低龄化。
何裕民：由于大多数肿瘤的形成需经１０年以上时间，所以癌症患者中以中老年人为多。但是，现在癌症患者有低龄化趋势，以常见的肺癌、胃癌和大肠癌为例，３０岁以下的青年患者已占全部患者的５％—２０％，从心身医学角度看，癌症年轻化的根本原因，还是压力过大、生活方式等问题导致的。
我倒是特别留意另一个现象，我把它称为“６２、６３现象”，主要是退休后没有完成社会角色转换而心情郁闷没有寄托导致癌症的诱发。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需要社会支持，如果忽然与社会断了“结构关系”，会陷入完全不适合的状态。
刚退休的年龄我把它称为接近老年，他们依然是有能力、有活力的，能够继续实现社会价值的，我们应该倡导有序地退出社会，从而有助于身心健康。我建议，一定要换一种活法，改传统的“静养”为“充实”，充实的方式很多，学习、锻炼这是最基本的，比如可以去完成年轻时候没有实现的梦想，甚至去创业，从事年轻时候没能从事的职业，也可以是其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实现社会的价值的方式也是多元、多层次的。我对英国印象特别深，到了那儿发现很多公交车司机都是六七十岁的白发老爷爷，一方面英国没有强制退休制度，同时也考虑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么辛苦的工作，但你乘坐公交车反而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正在加快步入老龄化社会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
记者：中国人的个性比较内敛含蓄，而西方人比较开朗直接，不知因此中西方的控癌文化有什么区别？
何裕民：应该说，西方的控癌文化比我们有效，当然由各种因素导致。比如他们的个性比较直白，从不隐晦，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一旦有什么心理问题，他们会直接找心理医生，而在中国对于精神症状的表达和治疗特别少，一般都习惯于简化为躯体的表达，比如抑郁就只是被当成失眠那样简单治疗，病人极少表达心理的困惑和渴求，这主要是我们文化上不接受“精神疾病”这个说法。
同时，西方普遍的宗教信仰让他们对死亡能够从容接受，而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恐怖和悲哀，这也提供了有效的情感支持。
另外，中国人比较重视“脸面”，同时不允许自己失败，一旦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挫折感都会藏于内心很少倾诉，另一方面也缺少释放的途径，导致心理压力比较大，这点在一些高级管理者身上体现很明显。
事实上，关于心因可以致病，中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极其丰富的记载。《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指出，情志的改变可以使人发病。“情志”即“七情”、“五志”。情志的变化和脏腑密切相关，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上述各种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精神情绪，进而影响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久而久之，以致癌变。世界上目前对于癌变的具体机理研究发展得很快，被称为“精神神经内分泌免疫学”。
所以，在我们中国尤其需要这种社会支持和社会呵护，建立正常的渠道、机制和方式应对压力，对心理危机进行干预。这不仅仅只是针对肿瘤患者，也包括越来越多心理压力大而导致精神疾病的患者，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记者：这让我想起最近颇受媒体关注的富士康事件，您如何用心理的角度分析这“十连跳”？
何裕民：富士康是个管理非常严格的企业，出现这些心理问题的原因在于整个现代生产模式的高度紧张、枯燥，也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者的异化，他们已经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如何使他们在劳动过程当中有自我实现的价值，在劳动结束以后有一个轻松欢快的环境，是社会也好、企业也好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以人为本，应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这样的话才能够使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避免出现这种孤独、绝望，甚至放弃自己生命的悲剧出现。
记者：如今的现状是：一边是科技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一边是各种慢性病、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上扬。其中，肺癌和乳腺癌过去３０年分别上升了４６５％和９６％。国际抗癌联盟在２００２年就无可奈何地宣布：“人们输掉了这场（依赖生物医学手段抗击癌症的）费用高昂的战争！”您对此的看法呢？
何裕民：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我想首先还是醒世的意义吧，促使我们对科学主义的反思：曾经我们以为科技的发展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医学的发展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疾病，但事实证明科技不能解决一切。而且越是高科技越需要人性化，促使科技发展、商业发展只是使得我们效率更高、速度更快。科技是有边界的，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它必须与人文保持张力才能保持和谐，仿佛两个轮子同时前进才能推进社会进步。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科技与人文并重，不要一味地去追求物质和科技。现在不是在提倡“软实力”么，其实文化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正好像我们宁波书城的建设，就是对城市文化的建设。一个好的城市，一个好的国家必然都如此。任何一个领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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