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个结论明确，不必多议的问题。因为以往的哲学史、思想史和历史学家著作中对此大都批判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明确指出这是一些封建统治的卫道士精心炮制的，意在巩固封建皇朝统治。然而，就我们看来，有时有些历史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天人合一”作为一积淀于国人思想深入的观念。它的产生，自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对国人思想的影响，也有着利弊参半的复杂特点。

文化人类学家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都曾不约而同地有过“天人相通”的观念。它显然是各地先民在走出混沌，理性初萌，面对无力与之抗衡的天（自然界）时，油然而生的巫术观念。并由此派生出天（神）主宰着人，人受命于天（天命），只能顺从于天的一系列超自然主义的观念。然而，其后有不少民族逐渐摈弃了这一观念，取而代这以天人有别、天人对立、人能胜天等的观念。但在中国，它却依旧一脉以承，不管是先秦的儒祖孔孟、道师老庄，还是汉代的董仲舒、王充，乃致近代的喜好传统人士，几无例外地都强调天人合一（德）（笔者在拙作：《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曾分析过，历史上似乎只有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倡导“天人有分”，这绝对是种特例）。以致西方学者一接触中国文化，就鲜明地感受到“中国人的思想不肯把人与大自然（天）分开。”（Cront）而李约瑟则认定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人们并且发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中国人）从史前继承下来的”。这些说法是公允的。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天人合一（德）观浸透于国人思想深处。笔者曾在《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探讨过造成这一事实的机制：认为它的萌发，与世界其他地域先民中的情况类似，是理性进步早期的共有倾向；尔后，由于中国具有大陆大河型的，适宜于农耕的人文地理条件，且四周有高山峻岭、浩瀚大海、戈壁荒漠及冰雪之地等与周边国家相隔绝，这些，催生了几近封闭的、绝对仰仗“天”（依赖自然界的风调雨顺）的农耕生产方式及相应的人文生态环境。正是这些决定着国计民生的根本因素，进一步强化、完善了天人合一观，使之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浸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上述观念对中国的影响是彻头彻尾，自始自终（延及近代）的。由于天人合一，天道左右人道，因此，测知天意，顺应天道就是至关重要之大事。早期的巫师，其主要功能就是交通天地，与天地合“德”，然后向人们传达“神”的旨意。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为天的嫡亲，故有号令天下之能耐和使命。有时为了拉近自己与“天”的关系，又自诩为“真命天子”。百姓造反，打出的旗号是“顺应天道”，“潜天行道”。创造宗教，传播教义的教主又常自称为得了天传的“天师”。再更深一层分析，大到社稷安危，小到个人生死祸福，无不受制于“天”。中国的祭祀，就最原始意义言，就是求天的一种仪式；青铜器、鼎、酒及酒器等，也都是“交通天地”时的用品。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学问（或曰“学科”），是为了“通天”，知晓天意的“天学”（亦即今人所说的“天文学”、“星象学、”“占星术”等）。天文史专家如此评价“天学”，“其主要奥妙在于能使人先知先觉；......使古人得以顺乎天时而行其政。”（江晓原《天学真源》）很明显，所有这些的基础，都是天人合一观念；而这些的具体实施，又进一步传布并巩固着天人合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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