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三年以来，我撰写了几篇关于诗人穆旦的论文，也算在很浅的层面上涉足于穆旦研究了。二00六年四月，由上海王圣思教授引介，我参加了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穆旦学术研讨会，见到了不少一直想见的诗人、学者，比如穆旦南开中学时期的同学申泮文，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郑敏，“文革”后期的青年师友郭保卫，此外，也结识了来自湖南的青年学者易彬。

易彬于穆旦研究可谓真正有心、有才、有识，连续几年发表若干有分量的论文、访谈，影响颇大。就在南开开会期间，他还专访了从美、加等地前来与会的穆旦后人，在来新夏等前辈的帮助下，调阅了南开大学所藏的穆旦档案，为他正在编纂的穆旦年谱增添了特别有分量的鲜见材料。此后两年，这部厚厚的年谱经过专家评审和不间断补充、完善，从潜隐状态浮出水面，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最终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今年出版。去年十一月份，我们二人在海南不期而遇，他告诉我这个消息，从海南回来不久，果然就收到他寄赠的这部封面上印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字样的《穆旦年谱》。

《穆旦年谱》由“缘起、材料与体例”、“年谱正文”、“征引文献”和“附录”（1-4）四部分构成。作者在“缘起、材料与体例”部分谈到三个情况：一是该年谱意图在现有“三种专门性的穆旦年谱、年表一类数据”基础之上“呈现一个更为丰富而完整的穆旦形象，透现穆旦和历史时代之间的更深关联”。二是该年谱“尽可能地利用第一手的数据，但也较多地援引了第二手的资料。”同时对于“所利用的回忆材料”“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本谱作者才能甄别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差误；更多的时候则无从辨识。”第三，该年谱“有意纳入更多的背景性资料”以图厘清“穆旦的成长线索与空间”以及提高年谱的“学术含量”，“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提示了更多的线索与问题”。

年谱正文部分以穆旦生平年月日为时间顺序，依次记载穆旦生平及某些背景性资料，并对穆旦身后相关事宜以“后谱（1979－2007）”形式作了记载。此为该年谱主体部分，我的印象是：

该年谱在现有相关年谱（表）基础上吸收近年穆旦研究新成果，对这部分资料收集较全并尽可能吸收入该年谱，同时通过外出调查、访谈，一方面与穆旦部分亲属、同事、友人直接交谈获得谈话信息，另一方面查找、批阅穆旦在南开大学档案数据，获得较为丰富的穆旦自述材料，使该年谱较现有三种年谱内容更为新颖、丰富、可靠，在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有较大程度上的突破、创新。特别是对穆旦档案数据的获取与甄别，是该年谱最突出的收获和特色。除此之外，对相关社会、文化背景资料的必要介绍的确为穆旦生平、创作、遭际建立了一个参照系统，在横向上拓展了年谱的视域。因此，可以认为该年谱是目前条件下数据容量最大、编写用力甚巨、学术价值较高的穆旦年谱。就穆旦的地位和影响而言，这样一个详尽的年谱是十分适当的。

该年谱比较注意对数据的梳理和分析，通过对大量回忆资料、穆旦晚年书信和日记的引述与分析，较有深度地呈现了穆旦生命最后二十年间的精神历程，以及穆旦与特殊历史时期的错综关系，对具有翻译家、诗人、丈夫、父亲等多种身份的穆旦（查良铮）提供了丰富的观察视角和文献数据，也力所能及地提出了某些有待深入或解决的问题。这些努力使该年谱通过对一位杰出的诗歌翻译家和诗人的考察，为中国现代诗歌史和诗歌翻译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鲜的材料，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应用价值。

可以看出该年谱的编纂者积累甚厚，用力甚居，并在原稿基础上作了较大力度的修订和补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进行了较多补充，使年谱的内容更为充实可靠；二是体例和编排方面作了较大调整，使年谱的整体结构简洁而清晰；三是增列附录，将修改、佚文、交游、作品发表这些信息集中处理，简化了年谱正文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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