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夏,在孩子参加完高考而结束中学学习生活之后,我们便从徐家汇住处向上海东南郊区的MH校区搬家了。记得那天傍晚天下着小雨,为了一车装完大大小小的家什、杂物和书本,对装车方案颇费了一番心思,装车时还要酌情予以调整。但到了新居后卸车时就全然不同了,从上到下、自外向内地卸,闭着眼睛也能完成,只要不打碎东西和有耐心即可。
在卸车过程中,我和孩子谈起了装、卸车难易程度的差别,联想到一个家、一个单位或群体、一个国家,建好它,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艰苦奋斗;可要毁它,有影响力的人(家长、领导或其他权威等)的一两句话、一两件事可能就够了。
这些年来,上到国家、地方,下到单位、个人,改革、致富、图强,已成为时尚和不懈的追求。在科教界,跨越式发展淋漓尽致,大专本科化,学院大学化,大学集团化(还好,大学冠名总算没用上以前大家闲聊时猜测的“天学”、“太学”),整体产业化,教授、硕士、博士人数以及带来的论文数量、专利数、获奖数剧增。
上世纪末,我国科研机构体制也实现了重大变革,绝大多数部属科研院所实行了企业化运行。几年后至今,根据本人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初步调查分析,该类科研院所科研活动大幅萎缩、普通技术性工作急剧增加,重要学术会议和期刊论文数急剧减少,以往由其归口管理且体现科技进步的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编制、修订工作已相当的不尽人意。面对我国的科技竞争实力在国际上的上升呈相对缓慢的趋势,此类现象令人深思。
任何领域科技水平的良性发展,除应有相对稳定的管理环境、必备的硬件投入外,配备有一批真才实学、脚踏实地的著名学者和年轻学术骨干队伍,极其重要。不在科技、文化沉淀和积累上下功夫,总是想着变更机制跨越式发展,到头来会一事无成的,而且还会在科教界造成长期不良的负面影响,使信仰、道德难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水准上。对此,是否有必要引起社会尤其是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