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家山下：感悟生活 感恩生活

——陈海春教授谈个人发展经历

 

个人简介：陈海春，男，1956年3月3日生，河北定州人氏。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大学生发展指导中心主任、教授；兼任公共管理学院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自喻为红色牧师和“四化”教授，即学术问题通俗化、严肃话题生活化、复杂问题简单化和海龟理论土鳖化。长期在喻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任职，从事过教学工作、行政工作、编辑工作、产业管理工作。也曾借调在国家教育部和“武汉·中国光谷”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任职。他特别喜欢蝙蝠——外行眼中的鸟，内行眼中的兽。因此，做文化人眼中的工农大众，做工农大众眼中的文化人，是其的终身追求；一定要社会和组织用得上，是其做学问的指导思想；低姿态，勤工作，观大势，是其的一贯工作作风和工作思路；曾经撰写了一批既有应用价值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平生最值得自豪的是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他干事有热情，也比较勤奋，能够做到“听话、出活”；有一种关注全局和进行战略分析的习惯，凡事都能从更大的背景和视野去分析和判断问题，擅长对于各种复杂矛盾和关系的分析。他的研究方向是：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大学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现代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高等教育管理等。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幽默诙谐，哲理性深，操作性强，曾在深圳招商证券、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武汉钢铁公司、中国移动湖北分公司、中国联通湖北分公司、中国电信湖北分公司、武汉卷烟集团、华中科技产业集团、武汉商业银行、武汉商业集团等愈百所企业进行了演讲，创造随堂普查满意率均高达97％以上的好成绩，被誉为讲政治理论课都能赢得掌声的人。

 

为了给我们《新闻青年》找一点可读之物，我们把目标选中了陈海春教授——我们这些记者们的任课教师。当我们在下课后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时，他先表示不同意，后又说明天到我办公室再说。第二天，我们一行人来到他办公室时，他说了让我们既感动又感叹的三句话：

——我是个小人物，是一个不值得上公众媒体的人物；

——成为公众媒体上的人物其实并不是好事，人们对公众人物的评价既能使其受益也能使其受害；

——考虑到你们是新闻学院的学生，要有练笔的机会，谨此一点，我也有义务帮你们，至于别人怎么看，再说吧。

表明以上这三点立场后，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媒体面前敞露心扉。随着他的记忆，我们了解了这位颇受关注的知名教授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以下内容由陈教授口述，笔者整理）

 

我出生在50年代，成长在6070年代，少年和青年是在非常动荡的时代中渡过的，早期的学习和训练是非常差的。我们那一代人曾经被人们称为“垮掉的一代”，我到今天还没有“垮掉”，得益于我对生活的两个理念，即“感悟生活和感恩生活”。“感悟生活”，就是学会时常去盘点总结以前的生活经历，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去指导现有的生活；而“感恩生活”则是不论生活有多少变化，甚至是剧变，只要最终走过来，就要感谢这段生活经历带来的特殊体验。

“努力把事情做好，永远不要把工作仅仅当成任务来做，而要学会把工作当作品来做。”

把工作当任务来做，只会是完成就好；而把工作当作品来做，就会做的更好，尽力追求每一个工作细节。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靠势能吃饭的人，一种是靠动能吃饭的人，我自认为是后者。一个靠动能吃饭的人，一定要有智能。智能包括智力与智慧两部分，智力靠遗传，主要与胚胎的质量有关；而智慧靠阅历，主要与社会的经历有关。智力主要解决那些事实性和确定性的问题，而智慧则主要解决那些程序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陈教授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高中毕业后他就去农村“修地球”了。在文革潮流中，有一部分被淘汰了，有一部分人脱颖而出。他既不属于被淘汰那一部分，也不属于脱颖而出的那一部分，他只是试图将每一件事情做好。回想起那段时期，他经历了风雨，也见了世面，最重要的是培养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一生受益匪浅。（他凝望着窗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并诙谐地说，我的两手绝活——做饭和剃头也是在这个时候磨练出来的）

始终不渝满足对方实际和潜在的需要，如此别人将会觉得你有用；

始终不渝顾及对方实际和潜在的情感，如此别人将会觉得你可亲。

这两句话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体验和行为特点。我现在是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导师，重点研究一个人的人格心理特征。研究表明：一个人早期的经历与其后来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有很大的联系。在文革的浪潮中，我父母调离武汉，我从10岁就独立生活，而这种独立生活又不是绝对的独立，是在别人的关照和帮助下的渡过的。我既有借宿他人家的经历，也有住校的经历，这造就了我思考问题从别人的立场去考虑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将来的生活轨迹。

我比较适合做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教师工作，比如说领导身边的参谋助手。这两个工作恰恰是我干得较好的工作。我做教师一方面研究教材，一方面研究听课对象，特别是后者，这是我的课程比较受不同年龄层和对象欢迎的原因。我还有一段在领导者身边做幕僚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使我个人受益，也使得我所服务对象受益，那段时间，我是殚精竭虑，如履薄冰的工作，一般说来，领导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於觉觉生於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我非常喜欢这副挂在武汉归元寺藏经阁大门前的一对楹联，它告诉人们要看淡一些“中心化与边缘化”。

出生以来最初的生活，我还算是一个比较中心化的人物。我父亲是一个“三八式”的军队干部，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生活平稳而幸福。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被边缘化始于文革，父母离开武汉，我一个人开始长达近10年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次边缘化的极点是下放到农村做知识青年。我开始了近两年半的最基层生活，挑土，领记分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即便那样，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不断给自己补充知识。我从来就相信：天下盈满则亏，亏满则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边缘化到了极点，运气来了——我被公社领导看中，调到身边工作，后又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原因还是自己文笔不错，写了一篇关于两年多知青生活感悟的稿子，投到县招办，广为传阅。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推板车，穿的是挺破旧的棉袄。忽然有人过来告诉我，县教育局有人到处找你，于是我跑到县教育局。一位老师找我谈话，他问我想干什么。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我想上大学。在那个人人都说假话的年代，即便是想离开农村，也要先说一段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假话。我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出了几道题目，我都做出来了。这还得益于我在农村中没有放弃学习。最后那位老师把我送出了招办大门，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别着急，等着吧。我一听有希望了，就这样我搭上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末班车。原来这位老师就是华中工学院的招生老师。1976年12月，我来到了华工，进入保密系，是造潜艇的。1978年学校将我转到机械系师资班，毕业分配时我留校了。

留校后不久我又开始边缘化，原因是我的“出身”——工农兵学员。那时工农兵学员是很被人看不起的。在文革前入大学那批人看来，我们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在文革后入大学的那批人看来，我们是没经过高考开后门进来的。其实，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好：“前门进的有坏人，后门进的有好人。”我大概算得上是后门进来的“好人”吧，这是戏言。

我第二次回到中心是考上老校长朱九思先生研究生，九思先生是学校的高人，考上他老人家的研究生就算得上是“天子门生”了。考完后我出差途经峨眉山，冒着大雨从山脚爬到半山腰，夜宿古庙。第二天起来继续往上走，下午2点到山顶，因为山下还在下雨。舍身崖下，云海漫漫，夕阳折射下，霞光万道，是谓“佛光”。下山后我得到通知，考研通过了。

研究生毕业时，我再次从中心走向边缘，六个月没有工作。但我历来信奉闲人出思想，无事就读书，天下事从来不急的信条。“传记是对人生命的鉴赏”，在那段时间，我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其中最多的是毛主席与尼克松。读毛主席我不仅看他1935－1976年的经历，也看他1925－1935年的经历，我所开的领导学课程，就主要是以毛主席为蓝本的；读尼克松，我不仅看他1952－1959，1968－1974年的经历；也读他1960－1968，1974年以后的经历。尼克松先生的一生使我找到了人生失意的平衡点。（谈到这里，陈教授眉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楚。虽然我们一再追问，他还是歉意地笑了笑，略去了这段历史）。一个人一生三大错误不犯可以高枕无忧：政治上不犯错，组织上就不会找你的麻烦；经济上不犯错，司法上就不会找你的麻烦；作风上不犯错，家庭就不会找你的麻烦。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跌倒了爬起来就是了。几年后，我再一次从边缘走到了中心，1996年9月18日，我被认命为校产业办副主任兼科技发展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后来任校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职掌常务。这五年是我在华工最难以忘怀的经历。现在我又回到了讲台上。

中心和边缘总是相对的，这个地方的中心可能是那个地方的边缘；现在的中心可能预示着将来的边缘。无论在中心还是边缘，生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是一种体验，生活给了我们更多体验，是关照我们而不是为难我们。无论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华工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舞台。想当初，我一个无知青年，到如今在喻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能坚持下去，还成为你们所说的知名教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感恩生活，还要怨恨生活吗？

“命中总有贵人相助”与“天助自助者”。

我一生中总有许多“贵人”相助，而且是每逢艰难困苦、潦倒失意的时候，贵人就出来了，这是我人生中的一绝。

从11岁起，我所在的“八一子弟学校”解散，这时一位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叔叔收留了我，他们不仅保护了一个幼小的孩子，使我生命得以保全；而且，他们家的藏书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在初中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其实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人物。这时又一个贵人出现了，她就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有一次我生病了，躺在床上，我至今清楚记得，是她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还卧着两个细软的荷包蛋，在那个年代这是很稀奇的东西。她看着我吃完，说了一句话，海春，我一直觉得你是可以上高中的人。就这么一句话，但是，足够了。在那一刻，我顿悟了，我突然开始思考以后的人生。我将永远铭记着她，是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我日后的日子里，还有许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我在农村时的公社饶书记，而在华中理工大学按照时间序列排序：刘少媚老师，李德焕同志、刘献君同志、朱九思先生、姚启和先生、蔡克勇先生、冯向东同志、周济同志、朱玉泉同志等，都对我的一生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作为一个华中理工大学的小人物，能够与那么多在这个学校小有名气的人交往，特别是与这个学校历史上最出色的两位校长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也算是天意。

贵人归贵人，但天助自助者。我又是一个工作起来非常拼命的人，直到现在，我一年的工作量至少是一般老师的2－3倍。我的朋友给我算过一次命，说我命中有一颗马星，属奔波之命。虽然我不信命，可是这和我的一生很相符，我对生活要求不高，“人有良田万顷，日食八合；人有房屋千幢，夜眠六尺”，这是我下农村时我们小队里的一位老头说的，你们觉得如何。

 

记者：骆明 钱路萍 柯芳 周黛 崔轶丹 杜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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