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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家山下:感悟生活 感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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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陈海春,男,
为了给我们《新闻青年》找一点可读之物,我们把目标选中了
——我是个小人物,是一个不值得上公众媒体的人物;
——成为公众媒体上的人物其实并不是好事,人们对公众人物的评价既能使其受益也能使其受害;
——考虑到你们是新闻学院的学生,要有练笔的机会,谨此一点,我也有义务帮你们,至于别人怎么看,再说吧。
表明以上这三点立场后,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媒体面前敞露心扉。随着他的记忆,我们了解了这位颇受关注的知名教授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以下内
我出生在50年代,成长在6070年代,少年和青年是在非常动荡的时代中渡过的,早期的学习和训练是非常差的。我们那一代人曾经被人们称为“垮掉的一代”,我到今天还没有“垮掉”,得益于我对生活的两个理念,即“感悟生活和感恩生活”。“感悟生活”,就是学会时常去盘点总结以前的生活经历,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去指导现有的生活;而“感恩生活”则是不论生活有多少变化,甚至是剧变,只要最终走过来,就要感谢这段生活经历带来的特殊体验。
“努力把事情做好,永远不要把工作仅仅当成任务来做,而要学会把工作当作品来做。”
把工作当任务来做,只会是完成就好;而把工作当作品来做,就会做的更好,尽力追求每一个工作细节。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靠势能吃饭的人,一种是靠动能吃饭的人,我自认为是后者。一个靠动能吃饭的人,一定要有智能。智能包括智力与智慧两部分,智力靠遗传,主要与胚胎的质量有关;而智慧靠阅历,主要与社会的经历有关。智力主要解决那些事实性和确定性的问题,而智慧则主要解决那些程序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始终不渝满足对方实际和潜在的需要,如此别人将会觉得你有用;
始终不渝顾及对方实际和潜在的情感,如此别人将会觉得你可亲。
这两句话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体验和行为特点。我现在是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导师,重点研究一个人的人格心理特征。研究表明:一个人早期的经历与其后来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有很大的联系。在文革的浪潮中,我父母调离武汉,我从10岁就独立生活,而这种独立生活又不是绝对的独立,是在别人的关照和帮助下的渡过的。我既有借宿他人家的经历,也有住校的经历,这造就了我思考问题从别人的立场去考虑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将来的生活轨迹。
我比较适合做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教师工作,比如说领导身边的参谋助手。这两个工作恰恰是我干得较好的工作。我做教师一方面研究教材,一方面研究听课对象,特别是后者,这是我的课程比较受不同年龄层和对象欢迎的原因。我还有一段在领导者身边做幕僚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使我个人受益,也使得我所服务对象受益,那段时间,我是殚精竭虑,如履薄冰的工作,一般说来,领导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於觉觉生於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我非常喜欢这副挂在武汉归元寺藏经阁大门前的一对楹联,它告诉人们要看淡一些“中心化与边缘化”。
出生以来最初的生活,我还算是一个比较中心化的人物。我父亲是一个“三八式”的军队干部,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生活平稳而幸福。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被边缘化始于文革,父母离开武汉,我一个人开始长达近10年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次边缘化的极点是下放到农村做知识青年。我开始了近两年半的最基层生活,挑土,领记分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即便那样,我仍然没有放弃学习,不断给自己补充知识。我从来就相信:天下盈满则亏,亏满则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边缘化到了极点,运气来了——我被公社领导看中,调到身边工作,后又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原因还是自己文笔不错,写了一篇关于两年多知青生活感悟的稿子,投到县招办,广为传阅。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推板车,穿的是挺破旧的棉袄。忽然有人过来告诉我,县教育局有人到处找你,于是我跑到县教育局。一位老师找我谈话,他问我想干什么。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脱口说出,我想上大学。在那个人人都说假话的年代,即便是想离开农村,也要先说一段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假话。我这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出了几道题目,我都做出来了。这还得益于我在农村中没有放弃学习。最
留校后不久我又开始边缘化,原因是我的“出身”——工农兵学员。那时工农兵学员是很被人看不起的。在文革前入大学那批人看来,我们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在文革后入大学的那批人看来,我们是没经过高考开后门进来的。其实,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好:“前门进的有坏人,后门进的有好人。”我大概算得上是后门进来的“好人”吧,这是戏言。
我第二次回到中心是考上老校长
研究生毕业时,我再次从中心走向边缘,六个月没有工作。但我历来信奉闲人出思想,无事就读书,天下事从来不急的信条。“传记是对人生命的鉴赏”,在那段时间,我读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其中最多的是毛主席与尼克松。读毛主席我不仅看他1935-1976年的经历,也看他1925-1935年的经历,我所开的领导学课程,就主要是以毛主席为蓝本的;读尼克松,我不仅看他1952-1959,1968-1974年的经历;也读他1960-1968,1974年以后的经历。尼克
中心和边缘总是相对的,这个地方的中心可能是那个地方的边缘;现在的中心可能预示着将来的边缘。无论在中心还是边缘,生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是一种体验,生活给了我们更多体验,是关照我们而不是为难我们。无论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华工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舞台。想当初,我一个无知青年,到如今在喻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能坚持下去,还成为你们所说的知名教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感恩生活,还要怨恨生活吗?
“命中总有贵人相助”与“天助自助者”。
我一生中总有许多“贵人”相助,而且是每逢艰难困苦、潦倒失意的时候,贵人就出来了,这是我人生中的一绝。
从11岁起,我所在的“八一子弟学校”解散,这时一位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叔叔收留了我,他们不仅保护了一个幼小的孩子,使我生命得以保全;而且,他们家的藏书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在初中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其实是一个很边缘化的人物。这时又一个贵人出现了,她就是我初三时的班主任。有一次我生病了,躺在床上,我至今清楚记得,是她给我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里面还卧着两个细软的荷包蛋,在那个年代这是很稀奇的东西。她看着我吃完,说了一句话,海春,我一直觉得你是可以上高中的人。就这么一句话,但是,足够了。在那一刻,我顿悟了,我突然开始思考以后的人生。我将永远铭记着她,是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我日后的日子里,还有许多“里程碑式的事件和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我在农村时的公社饶书记,而在华中理工大学按照时间序列排序:
贵人归贵人,但天助自助者。我又是一个工作起来非常拼命的人,直到现在,我一年的工作量至少是一般老师的2-3倍。我的朋友给我算过一次命,说我命中有一颗马星,属奔波之命。虽然我不信命,可是这和我的一生很相符,我对生活要求不高,“人有良田万顷,日食八合;人有房屋千幢,夜眠六尺”,这是我下农村时我们小队里的一位老头说的,你们觉得如何。
记者:骆明 钱路萍 柯芳 周黛 崔轶丹 杜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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