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晓

政教分离不仅仅意味着宗教退出国民教育体系，也意味着官方对宗教的不干预，真正实现信仰自由。该不该在国民教育系统中组织学生读经，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对社会革命理念的认识，以及民间教育体系的缺失。

 

山东省教育厅12月29日发出相关通知，要求规范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各地中小学在开展经典诵读时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等内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各地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按照省定《传统文化》课程设置和教学指导意见规范组织实施。支持者认为传统文化多属糟粕，且与现实社会脱节，反对者则质疑官方甄别精华与糟粕的能力，甚至讥为推销教材之举，双方争论不可避免地再次落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之争。然而，山东省教育厅的做法却体现了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政教分离原则，或许对解决当前无休止的争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旧制度下法国的教育是天主教会垄断下的“臣民”教育，用来维护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政教分离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之所以重要，在于从 1789 年革命直到20世纪初，天主教教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与共和国疯狂敌对，与旧思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天主教会一度是共和制的首要敌人。共和派认为，如果国家不摆脱教会，如果再不消除法兰西人愚昧的教条，共和国就将灭亡。1883年，出任总理并兼教育部长的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致小学教师们的信中写道：“宗教教育属于家庭和教会，而道德教育属于学校。法令的首要目标是把学校与教会分开，保证教师和学生的信仰自由；把两个混淆太久的范畴区别开，即个人的、自由的、可变的信仰范畴及公共的、对于所有人都必不可缺的知识范畴。”费里的教育改革主要包括：将教权代表从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确立世俗国家对教育的领导权；宗教团体必须获得政府批准方可存在，未获得官方承认的宗教团体不得擅自办学；在初等教育改革方面，初步确立免费、义务和世俗化三项基本原则；在公立学校，禁止开设神学课程，而且教士不得在公立学校中任教等。1905年，《政教分离法》颁布，第一条规定信仰自由：“共和国确保信仰的自由。她保证宗教活动的自由。”政教分离远不是用来对抗宗教的武器，相反，它使不同宗教信念的和平共存成为可能。第二条“共和国不承认、也不以任何方式资助任何宗教活动。”申明了共和国对待各宗教一视同仁，而且在没有一门国教的前提下国家不再会去评判其它信仰，也不会赋予其中任何一个以特权。政教分离法案有助于“开辟法国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新纪元”，教会也不久就感到不再受世俗国家约束的“轻松与自由”。当然，实施政教分离并非法国一家，至少它借鉴了英美政治文化中的政教分离经验。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后来的教育界的掌门人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德法留学，对法国教育摈弃宗教的做法极为推崇。回国后，他们主张教育独立，先后反对带有复辟色彩的学校读经活动，以及外国基督教势力在教育界的渗透。我们往往只重视了反传统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中内涵的信仰自由的共和精神。

民国诞生之初，蔡元培便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他在文中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自由思想相违。”即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忠君”、“尊孔”要废止。蔡元培更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力主“废止尊孔读经”。但在袁世凯主导下，1916年公布的《国民学校令》等规定“读经”。不难看出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的一部分。

1922年，随着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渗透加剧，教育界爆发了非宗教运动，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均参与其中，主张现代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在政府与社会的压力下，中国教会高校减少了宗教灌输，开始了世俗化进程。

 

该不该在国民教育系统中组织学生读经，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对社会革命理念的认识。相比之下，精华与糟粕、传统与反传统倒是这个框架下的次要问题。国民教育体系作为共和国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该按一定的标准选取传统文化的内容，适当取舍是必要的，不是任何经典都能进入课堂，否则《圣经》、《可兰经》也有充分的理由列入读经范围。显然，入选的未必人人认同是精华，遗弃的未必公认是糟粕，官方大可不必贴此类标签，也无权贴此类标签，徒招物议。

    更为重要的是，蔚然成风的学生读经活动，折射出我国民间教育系统的缺失。教会保留着教堂，人们可以朗读《圣经》，但我们到哪里阅读我们的经典？传统的私塾、庙宇和书院早已消失殆尽。或许我们发现信仰空白，而急于寻找丢失的传统，我们可以不怀疑大多读经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具有继承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养、弘扬社会道德的高尚动机，但传统文化进入校园，不仅是开历史倒车之举，也是无奈之举。解决之道，在于传统文化教育回归民间，依靠社会力量自主进行，不惟免除被指为“糟粕”的诘难，社会和谐，也给传统文化的发展更为自由的空间。至于官方的学校，把学生教育成为一个兼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合格现代公民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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