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钱波、夏宇编著的《原来如此》（上海：文汇出版社，第1版，2009:70.），一则关于“新疆王”盛世才审人的故事，觉得“有趣”，便记录下来——

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五十万，盛世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

巧得很，在李敖的“回忆录”也记述了这个事件。李敖从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历经了反反复复的审问，大概是要他招供所谓的“台湾本部”五常委。后来，李敖有点“架”不住了，要他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可是，他们不肯。李敖便要求透露一点蛛丝马迹，好编出故事来。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李敖由这种“不提示”，联想起了盛世才的整人作风，记述了此事。

宋朝年间，岳飞被诬陷，罪名为“莫须有”。秦桧的“莫须有”与盛世才的“逼人自诬”、李敖遭遇的“不提示”何其相似。

由上述三种整人作风，我联想到了今年四五月间的遭遇。南京二院的赵伟院长，先是要骨科的工作人员写对骨科发展和骨科主任的评价，然后借着一二个（有被其他医院开除、被南京二院招入的）人对骨科主任的污蔑之词，不久便撕毁合同，免了骨科主任的职。这位骨科主任恰巧是我，若不是经历，感同身受，我是很难相信，在当今时代，文明的南京，居然还有这等诬人之法！

我所庆幸的是，赵伟尚不能赐我死、抓我坐牢、刑罚我体！如若不是社会的进步，我恐怕会比李敖悲惨的多；如若不是有今日的媒介，我恐怕惹了一身骚无处辩说。李敖如此有才，尚且难逃牢狱之灾，我辈寻常百姓做点养家糊口之事而已，肯定“后果很严重”的程度“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