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在《“呆者”任维初——重审“哭庙案”之一》（读书，2018，12，127-135.）文中写道，任维初“实为‘哭庙案’的祸首”。这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于任维初由山西贡生，做学谕，然后到最富裕的吴县任县令，一来就烧了三把火，一是对本郡长官倨傲无礼；二是置国法、政纪、道义、人心不顾，典守自盗；三是严刑催缴赋税。也正是任县令这些异常、凶猛、邪恶的举措，导致了一帮秀才通过“哭庙”之举，既是为了“抗粮”，也是提出多个群体的“诉求”。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任维初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县令”，不会不知道得罪郡守等长官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读书做官的文人”，不会不知道动用酷刑、致人死命的后果？自然，我们也可以深挖下，任县令如何就来到了他所生疏而富裕的吴县呢？从处理哭庙案等一系列具体的经过来看，任县令显然是巡抚朱国治的人。在朱国治全权接管哭庙案后，朝廷特派“四大人”形同虚设，朱巡抚一手操控，执笔上疏“会审报告”，终致“金圣叹等八人处斩、籍没。其余十人处斩。”

看来，哭庙案的祸首，任维初不过是在明里的小人物，背后的更大的人物则是朱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