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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文化变异

已有 5796 次阅读 2011-9-5 04:26 |个人分类:文化遗传杂想|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    -作者

突变产生变异,突变是原因,变异是结果。突变是基因或思因的改变,变异是指可见的性状的改变。

生物遗传的基因突变信息是沿着中心法则描述的方向流动而影响性状的。即DNA产生的突变经RNA传给蛋白质,从而使机体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可观察到的改变。文化遗传中思因的突变信息也沿其自身的中心法则起作用,即思因的改变经媒介传给社会,引起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变异是思因表达后所观察到的文化差异。

让我们通过分析变异现象来进一步说明变异的原因。在文化遗传中,最常见的变异是指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其次是群体中个体间的差异。

群体间的文化差异

 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例,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到两者之间的差异。这里简单列举两者的文化在语言、文字、思维、哲学、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差异,进而分析差别产生的原因。

语言差异是文化差异的起始点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语言就是用抽象的声音符号来表现具体的事物。语言在结构上可以分为语音和语义两部分(功能上又可分为词汇和语法两种成分)。由于世界上的事物是一致的,人的生理机制也无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在语义方面差别不大。语言中差别大的是语音。例如,要表达“成本的著作”这个概念,现代汉语用[ξ55]这组音相结合,构成“书”这个词,同样的概念在英语则用[buk]这组音,构成“book”这个词。汉语独立发展的漫长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原始汉语,没有文字的时期;(2)上古汉语,先秦时代;(3)中古汉语,隋唐时代;(4)近代汉语,宋元明清;(5)现代汉语,鸦片战争以后。语言学家们注意到,上古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词较多,现代汉语的词虽有双音化的倾向,但比较而言,仍比西方文字(语言)单音词多。在印欧语系中词汇以多音词占多数。这一单和多的差异是值得注意的。
汉语在从先秦时期有了文字以后一直到现在,用的都是表意文字,即“通过图形或符号的组合来表达词或词素意义的文字体系”。表意文字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所标记的是特定词的词意,而不象表音文字那样标记词的声音。表意文字组成字的基本单位是有特定规律的笔划“-,︱、丿丶”等;表音文字组成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a、b、c、d”等。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字”和西文的“字”在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西文的“字”,即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字,一般都是有字形、字音、字义的。借助一定的字的形态(拼写方法)就可表达一定的字音,从而传达字义。中文的“字”在古代汉语时常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但现代汉语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增多了,一个字常常只有字形,字音而没有字意。例如玻璃的“玻”字,葡萄的“葡”字等,它只是一个词的词素。也就是说,西文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古汉语的一个字也是一个词,能独立运用以表达概念。而现代汉语的一个字不能说它就是一个词。虽然汉语的词可以是多章节的,但汉语的字则永远是单章节的。

科学家们还没能发现语言现象与思维方法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是思维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思维?人仅用语言思维吗?如果人们只用语言思维的话,那语言的形式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思维方式。作者认为,思维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潜意识内完成,可称之为内思维,在内思维的过程中外源信息刺激或内存的兴奋会唤起思因,使之处于功能状态。就象细胞中沉睡着的基因可以被唤醒而工作一样。内思维的目的就是激发思因,而相应的思维的第二阶段则是采用语音、语法等手段表达思因。

在整个思维过程中,有哪些环节可能产生差异从而造成群体间的文化变异呢?首先我们假设,各个群体(种族或国家等文化群体)对某个特定事物的感觉都是相同的。所谓感觉相同是指感官对事物的感知是相同的。如看到一个球,人们都能感到它是圆的、立体的实体。感觉是内思维的基础。由于思维对象和对象的感觉在群体之间没有差异,所以有理由认为人类的内思维过程没有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种群之间在活化思因的机制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差异多起源于“外”思维过程,即产生于由思因向外表达的过程中,当然也包括思因本身的差异。而且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思因形式的不同。“外”思维过程是将潜意识中的思因浮出到意识领域里来的过程。语言与这个过程关系密切。语言中存在着许多可变因素。语言的四要素是语音、语义、词汇、语法。前两者是语言的抽象要素,后两者是具体的语言成份。其中语音是易变的、语义相对稳定。在词汇,词音和语音一样是多变的,词义相对稳定。语法实际上就是逻辑层次,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所以,简单地说,各群体语言的不同,主要不是表现在语义、词义上的不同(当然,词义也有不同甚至缺少词义的时候,如在菲律宾发现的一个原始部落,其语言中没有“战争”、“武器”等词,这是文化进化的问题而不是文化变异的问题),而是语音和语法的不同。形象地说,表达思想就象送礼品,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所送的礼物都是一样的,即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但用来包装礼品的盒子不一样。虽然从语言表达的差异中,我们很难看出与思维差异的必然联系,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比较语言现象来分析思维方式的。就象我们看着包装精美的礼品,猜想它的包装过程一样。

如前所述,中文在早期习惯于把一个完整的词意放入一个单音的字中去,而西文则是把相应的词放入多音节的一个字中。如果把词义比作要赠送的礼物,把词音和词形比作盛礼物的盒子的话,就不难发现中西方思维的差别了。显然,中国人喜欢把礼物放入一个结构复杂、精细的小盒子里(字形结构复杂,字音短小);而西方人则喜欢把礼物放进一个结构层次清晰的大盒子里(字形简单易辨,字音章节多)。面对这两盒礼物,我们来设想一下它们的包装过程和这种包装对礼物的影响。这样也许能找到一些思维过程和思维特征的规律来。

要把一个特定大小的、可塑性的礼物放入结构复杂的小盒子需要哪些条件呢?因为词义的包装空间有限,而且空间结构复杂,所以在包装前,包装者就得全面地考虑被包装物,对它塑型使之适合相对固定的包装体。包装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整体性强。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讨论的是文字不是口语语言(这一点我也才发现),实际上语言现象也是如此。“纯”语言现象就是无文字时的语言现象。非常遗憾的是现在没人会说几千年前人讲的话,而那时又没有录音机,所以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来讨论中西方语言在语音方面的差异给思维带来的影响。如果讨论的话(试试看),也要从语音中最小的结构单位音节谈起。按我国现在较流行的音节理论,每发出一个音节,喉部的肌肉就出现一次紧张。如汉语Xian 这一串音素,如果发音肌肉紧张一次就是[Ceīεn55](鲜),一个音节。如果紧张两次就是 [Ceī55] [an55](西安),就是两个音节了。因为文字是语音的记录符号,所以从文字中也可以间接地知道,汉语的倾向是把一个较完整的概念装入一个单音节的词中。

总之,从语言和文字的角度考察中国人的思维,就会发现我们的思维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对事物的观察喜欢采用综合和归纳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概念性的思维结果压缩到一个相对小的语言外壳中。

相对而言,西文人的思维倾向于分析和演绎。这从语言和文字上也能找到旁证。尤其在文字方面。西文较早地从象形文字分离进化成表音文字,从繁复的绘画变成抽象的字母,这就表明他们对声音的敏感性很强。从一开始就注意从声音中辨别词意。在绘画样符号向文字过渡的时候,即从有人讲解绘画到不用人讲解就可被理解的那段时期,西方人和中国人面对讲解者注意的目标不同。西方人注意讲话者的声音,想从中多了解些含义,而中国人则盯着那幅画,思考着它的涵意,讲解只是个陪衬。这也许就是表意字和表音字的分水岭吧?为什么?谁知道呢?

语言文字的形式一定是影响思维方式的,怎么影响的?现在还说不清楚。语言不同的人群,在思维方式上有多大的差别也不知道。我也只谈了些模糊的认识。本章的目的是要讨论文化变异的问题,所以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哲学是文化差异的基础

在哲学方面,我们同样可以明显地体会到群体间的差别。上世纪西方一些著名思想家曾认为东方哲学只承认自在的本体是真实的,与本体对立的个体没有价值,只有和本体合一时才有真正的价值;因此东方哲学大抵强调同一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特殊性。“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国人极善于“求大同,存小异”,善于在不同中求同。中国的哲学强调“大同”,强调天人合一的浑然一体。也就是本体和客体的合一。象冯友兰先生说的“……学中国哲学的学生开始学西方哲学的时候,看到希腊哲学家们也区别有和无,有限和无限,他很高兴。但是他感到很吃惊的是,希腊哲学家却认为无和无限低于有和有限。在中国哲学里,情况则刚刚相反。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就因为有和有限是有区别的,无和无限是无区别的。”也就是说,西方哲学崇尚区别,喜欢说某事物是什么,喜欢下肯定的判断。哲学家从中得到满足;东方哲学信仰无区别的无限,认为在无限中遨游是最“逍遥的”。我们喜欢说某事物不是什么,借否定来维系其无区别的审美连续体。举例来说,哲学的信仰就好比沙中的金子。西方哲学家为了得到金子,喜欢用肯定的方法,即把金子从沙子中挑选出来,而东方的哲学家则喜欢用不定的方法,把沙子从金子里挑出去。这样,大家都得到了信仰上的心理满足。也很难说谁得到的金子更多些。西方哲学家也许会嘲笑东方哲学家,说我们的金子中有杂质,模模糊糊的不是纯金;反过来,东方人也会说西方哲学家总不能挑净沙中的金子,把许多纯金都放弃了,对已得到的,手中的一点儿纯金就感到满足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满足于“我不曾丢失过沙中的金子。”为了沙中金子的完美无缺,宁可有杂质存在。而西方哲学家则满足于“我得到了纯金”,为了金子的纯正,宁愿丢失一些。如果含金的沙子量是一定的,那么西方人总有一天能把金子挑完,留下一堆沙子;而东方人也总有一天能把沙子挑净,留下一堆金子。可沙金有限吗?

由于强调大同,也就是要得“道”,主张天人合一,不分彼此地融化,所以中国哲学一向是处世哲学,是善于如何做人的哲学,哲学就象是我们的宗教,是我们精神的寄托。然而中国的哲学又不是说教。古典哲学的妙处在于让人面对最严酷的现实做出最美的梦。“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冯友兰)。似乎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事实上“它既入世而又出世”。现实和梦在中国哲学里不是不相干的两个事物,入世和出世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是相互影响,互动着形成的一个统一体。最美好的意境就是现实的梦或梦的现实,就是入世和出世的融合。这个统一体是这样牢固,以至人们不愿去区别(也没有区分的习惯)现实和梦、主观和客观。对客观事物、客观现象的剖析也就不常见了。

西方哲学强调区分,先把现实和梦、主观和客观划分清楚,而后又在划分的基础上再划分。区分的结果是割裂。要么是社会、要么是宇宙;不是人伦日用,就是地狱天堂;或者享受今生,或者等待来世。在两个极端都形成理论体系――科学和宗教。区分的结果是冲突,科学和宗教在西方历来相互冲突。科学的和宗教的失败相联系,而宗教权威的降低又让人感到失去了一极。于是就用科学技术代替宗教,用心理学、生理学的解释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先生说得非常好。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因。我们不能失去一极,也不能偏向一极。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不行,文化革命的十年告诉我们,那不是中国人走的路。只要物质不要精神更不行,那是中国人走不惯的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和谐共存才是中国的路,也会是世界的路。

中国的思维方式(整体性)决定了中国的哲学特点(大同),也就决定了中国的艺术和科学。所谓艺术,就是表达潜意识的语言。任何事物,只要能引起人们在潜意识中的反响,就是艺术。如很平常的一句“春天来了”,如果是朋友间闲谈时说的,就和在舞台说的艺术效果不一样。前者大家在谈天,所以对这句话的内涵不去体会。而后者观众们是在感受,他们在努力体验揭示给他们的内心世界。于是这句话使他们想起了绿色,温暖的土味儿的春风,绵绵的清爽的春雨,想到了生命的复苏,想到了鲜花,又忆起了花的芳香,更看到了在花丛中的美好生活。也可能想起震耳的春雷,想到与雷雨有关的雄壮的力。艺术是表达的,更是感受的。只要你去感受,生活无处不是艺术。一个微笑,一阵清风,一颗小草,一朵云……整个自然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因为自然能让人类有无尽的感受。那种说不出的感受会逼得人发狂,只觉得内心的不安,燥动,想歌唱,想呐喊,想表达,想写而又写不出。自然是人类的本源也是艺术的本源。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个感受家,他一切由美好和悲哀激起的内心燥动都埋在心底,但那燥动压制不住的时候,就流露出来。这种内心的流露才是艺术。艺术家是迫不得已才流露的,实在压抑不住了啊!然而这万分之一的流露就足以唤起人们的内心感觉了。贝多芬曾说过“为何我写作?――我心中蕴蓄的必得流露出来,所以我才写作。”真正的艺术家不是“想”成为艺术家才成为艺术家的,他一定是“不得不”成为艺术家的。

艺术、科学是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

有人说中国的艺术不如西方的发达。说我们的音乐没发展出完整的和弦和配器体系,没有交响乐;我们的绘画离不开山水,我们的建筑不够辉煌。一句话,我们的艺术表达能力不强。的确,交响乐更能让人得到一种稳实的美感;在展览厅里放一部残废的自行车也一样让人想起许多。西方艺术的感染力是肯定的。可中国艺术的“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太强了,它强到不让人表达的地步。《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免,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想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冯友兰)我们把语言也好,其它的表达手段也好,都视为纯粹的工具。一旦可以不用工具就能达到目的者,最好不用。所以我们对表达方法历来就不重视,甚至认为需要借助工具才能表达是不够高雅的,因为中国哲学强调大同,物我合一,他我合一。所以“我”的感受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我”感到的“你”也就感到了,何需表达呢?最好的表达就是不表达。即使是表达,也有很强的“大同”味儿。例如,同样是以江河为题材的音乐,西方的作曲家会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上,向你描绘伏尔塔瓦河,莱茵河,多瑙河等的种种流态:时而平静、时而汹涌、一处开扩、一处急转。就好象在给我们讲河的故事,从它的源头讲到心头,中间穿插着感人的情节。也是以江河为题材的音乐,我们的作曲家则不是绝对客观地描述,而是融合,与河融为一体,江河就是我,我就是江河。如古曲《高山流水》及现代的《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怨”,“怒吼吧!黄河”等。在古曲《高山流水》中,通过乐曲的表达,我们感到的不是河的流态,而是“我”的流态。“我”好象一滴清泉水,时而欢跳,时而周旋,时而又呆呆地望着河岸上的景色沉思。一曲终了,“我”讲完了“我”的故事。我在表达“我”的感受,已分不清主观和客观了。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艺术重感受,轻表达。因此表达的方法简朴、自然。我们认为自然已足够我们感受的了,何必要人为呢?何况人为总是破坏自然的和谐。

在科学方面,中国哲学的“同一”性也有充分的表现。以医学为例,中国历来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且看成是宇宙的,自然的对应物,是它们的一部分。整体的观念就是功能的观念,即只有存在功能活动时才是整体。因此,中医里虽有心、肾、肝、脾、肺等五脏六腑之称,但那绝不是解剖结构的名称,而是机能单位的名称。中医不会告诉你心在哪儿,什么样儿,她对此不感兴趣,所感兴趣的是心脏主什么功能。如果你一定要问,中医会告诉你“在你身上。”言外之意“不在地上”(否定的方法)。因为按中医的说法,讲到心时,你满身都是心,到处都有心。也许你死了,你的功能活动停止了,你的心也就没了。
西医讲究分辨,肯定。于是他们解剖人体,把人体各个器官看个清清楚楚。肉眼不行,用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他们常说“Prove it,by show it to me(用拿给我看的方式证明它)。”他们的理论多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他们的科学方法学以结构为主,科学家们惯于从结构出发研究功能。而我们的方法学则偏在功能,我们喜欢从功能的角度分析结构。这就不怪为什么西方医生学中医针灸的时候,总想让中医把经络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他们想知道这些的“线”到底是血管、神经,还是肌肉。他们要用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中医,希望知道某物是什么(肯定的方法),最好能看见摸到。这的确使中医很为难。
中医的理论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把人体对应上自然的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所揭示出的自然运动规律,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理当遵守这些规则。于是人体的活动就是在阴阳总则下,五行的和谐作用。疾病就是阴阳五行运动的异常。用自然的阴阳校正人体的阴阳就是治疗。所以,中医的治疗是疗法。而西医的理论是结构的,他们认为疾病是由结构异常引起的,于是治疗就是设法弥补结构的缺陷,常常是人工的方法。理论的不同,反映在治疗方法上也很明显。在中医,感冒的病人,根据所感的是风寒(阴)还是风热(阳),患病的时间、程度等的不同,会用多种不同的方剂,在用药和剂量上都可以不同。而针对感冒,西医的用药就简单得多。受结构理论的影响,现在的西医分科很细,每个脏器甚至每个病种都有特别的专家,心脏专家,肾病专家,消化系统疾病专家等。这在中医也是不好理解的,在中医,心和小肠相偶,又与舌有关,可怎么分科呢?

文化“种”是由群体信息的质量决定的


所有这些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表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去比较就会感觉到,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而所有这些差异,这些存在于各个群体之间的文化变异又是什么决定的呢?对,是思因,又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思因(我相信,中国人能较容易地理解思因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从功能出发的。有点类似于经络或穴位,它是什么?不是什么?这对我们并不重要,关键是它管用。我们能用它来解释事物,处理事物,效果不坏,管它是什么!)在生物学中,种的形成和划分是以生殖隔离为依据的。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原来属于一个种的群体在地理分布上产生了隔离,或者交配繁殖的季节有了变化。总之,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使某个群体分开了,形成了两个群体。但这种分割还没形成“种”的差异,因为两个群体的成员一旦相聚还能通过生殖而产生后代,即没发生生殖隔离。如果被分离的群体独立存在的时间长了,群体内发生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变异,以至于隔离(地理隔离)着的群体“重逢”时已不能通过生殖而产生后代了。即发生了生殖隔离了,这时,人们就说新的物种形成了。生物“种”的划分基本根据就是生殖隔离。那么文化“种”的划分依据又是什么呢?我讨论了半天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什么是区分中、西方的标准呢?是否也存在着一种“生殖隔离”机制,促成了文化“种”的形成呢?

是的。文化“种”的形成,是因为繁殖过程中出现了“生殖隔离”。在生物分类中,每个种都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由基因决定的。但决定这个特殊性的不是基因的形式,而是基因的内容,即不是DNA分子的组成成份改变了,DNA永远是由碱基、磷酸和核糖组成的,改变的是DNA分子内碱基排列的顺序。在文化遗传中,情况类似。决定文化特殊性的不是思因的形式(思因总是物理-化学性的一个功能单位)而是思因的内容,思因的组合方式。在生物中,因为基因的形式永远不变,所以人们才有可能通过一些技术把人的基因接到细菌、病毒的DNA上去,反之也然(遗传工程)。在文化现象中,也同样是由于思因的形式不变,才使我们可以通过翻译交流不同“种”文化的思因的。但是,如果没有翻译,自然情况下的两个文化群体的思因就无法交流,就象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进行基因的交流(种间)一样。这表明,文化群体的划分,应该以思因的“生殖隔离”,即不可交流性为依据。

由于文化遗传隶属于生物遗传,所以文化群体的划分和人类学中人种的划分有很大的重叠性,也和社会学中社区的划分有一致性。人类种群的划分主要依据肤色、毛发等性状的特殊性。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可以在分子水平上找到人种划分的证据了。但文化群体的划分就不是简单的人群划分了。当然,同一种族的人很大程度上可因享受同一种文化而归结为一个文化群体,但两个人群之间要有多少文化差异才能被分为两个文化群体呢?文化的范围很广泛,是以服饰等风俗习惯为依据划分群体呢?还是重叠于人类学的人种划分?如依前者,那爱吃甜的和爱吃辣的人就得分成两个文化群体,这就分得太细了。而后一种划分也不能说明文化差异的问题。能够最大程度代表文化特征的是语言,最能妨碍思因交流而产生思因“生殖隔离”的也是语言。所以,文化群体的划分以享用同一种语言为标准是较为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享用同一种语言,是指在群体中有可以被相互理解的信号系统。如中国的方言很多,有时南北方言差异之大,可到不能口头交流的地步,但我们用同一种文字,所以在语言上讲,我们仍是一个群体。

语言的一致并不是划分文化群体的唯一标准。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否被群体成员接受。例如,很多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说殖民国的语言,或有双语言现象,但那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因为他们抱有的价值观不一样,文明的程度不一样。一句话,人群中的信息质量不一样。因为思因的复制不仅仅以传播者的意念为准则,每个文化群体对外来文化都有“移植免疫”反应,有排外性。所以说,我们划分文化群体时既要考虑群体信息的质(语言的种类),又要看群体信息的量(文明程度)。文化群体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质量的统一体。它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大众媒介的发展已把全球变为“世界村”的今天。文化信息质和量任何一方的相同都可以构成一个群体。例如,我们可以把全世界的数学家看成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因为他们享用同一种符号体系。另一方面,也可能认为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一个文化群体,因为他们拥护同一种价值观。以国家形式存在的行政区划分,常常综合了信息质量的各因素,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所以,最简便、适用的文化群体划分方法就是以国家为单位。这样,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法律、科技、艺术等的不同就很能代表这个群体的文化特征了。而且,受行政区疆界的限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各方面都受影响,产生隔阂。因为有这种文化屏障存在,一个群体内产生的文化变异不易传给另一个群体,思因的交流就存在隔离了。
 
总之,群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差异,差异的本质是思因的差别,主要是思因内容的差别。差异存在的原因是存在着文化交流屏障,阻碍了文化扩散的同化作用。划分文化群体的标准是群体信息(语言)在质量上的可交流性。

群体内的文化变异

所谓群体内的文化差异就是个体与群体间的文化冲突,就是个体对群体文化的背叛或改创。归根结蒂,就是个体产生的新思想。当然,这是思因突变的结果。

文化产生之日起就是群体性的,因为文化的前提就是要有传播现象,而传播就要有传播者和受传者,而且传播者也要同时是受传者,这样才能有传播现象,也才能形成文化。但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文化现象是群体与个体的对立统一体:两者相辅相成,即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

从统一的角度讲,群体文化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认定的价值观标准。它集中了所有群体成员思想的共性,因此是全社会文化的主流。没有这个共性,人类文化就不可能形成。在形式上,这个共性首先包括人们对语言、文字符号的认可,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符号体系,相互交流以形成文化是不可能的。在内容上,这个共性又要求群体成员对符号所代表的思想有共同的理解。如果没有这种形式和内容上的共性,人和人之间的谈话就永远是对牛弹琴。

群体文化是通过个体间的思想交流形成的,是“个体”的思想被全体成员接受后形成的。因此群体文化不是一经形成就不改变的。相反,群体文化是永远变化着的,它既是以往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文化继续进化的起点。

无论是文化的进化,还是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个体思维的贡献。个体的思想在被群体接受以前是文化的特殊性,是对群体文化的变异,是思因突变的结果。可一旦这个思想被群体承认,它就是群体文化的一部分,是共性了。

个体变异的产生,就是思因突变的产生。有关思因突变的过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也再补充不了什么了。根据变异的结局或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把个体变异分为扩散性和非扩散性两种。前者的前途光明,可以被群体采纳而成为群体文化的一部分;后者则不能成为群体文化,也即个体突变的变异不能传播出去或不被接受。至于能否传播出去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如不谈文化选择的问题就解释不清。所以,下一章将讨论文化遗传的选择效应。

这一章,我讨论了变异,讨论了群体文化间的差别,用了许多分析的方法,划分了不少本不该割裂的东西,这让我有一种失落感。人类文化间真有差别吗?没有不行吗?怎样才能缩小差别?不缩小不行吗?有差别好,还是没差别好?去体会差别呢?还是对它视而不见?最后,我不问问题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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