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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杂志专访:体制建设要求改革者适时放权 精选

已有 44818 次阅读 2014-1-24 09:18 |个人分类:社会|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改革

人物=P 饶毅=R

 

P:2013年你主动辞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为什么?

R:现在可以说了,我2007年接受院长职务的条件是所有副院长都由院长任命,(还有一条目前不便说、可以等几十年后)。这样,院领导团队就有明确的责任制,而不会出现目前中国很多地方副职任命不是由正职决定,从而埋下领导团队不和的种子,也避免院长推卸责任说没有做好工作是其他人任命副院长的问题。

我卸任时学校竞争性招聘下任院长,并且一届领导团队只要院长卸任就同时卸任,下一任院长可以自由选择新团队。这样,北大生科院于2013年成功地实践了领导体制改革,从而不仅我在任建立了教授招聘、晋升、评审体制改革,而且通过卸任建立了院领导团队产生规则,在行政体制上形成了从院领导到教授如何产生的整套体系。行政体系改革对科研、教学、服务有很大影响。

在中国,改革很容易变成某个领导改革自己领导下的体系,而不能改革自身职位,改革就缺乏了关键一环,而且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改革者本人的权力增强,这样就会出现误会,以为是集权,而给改革蒙上阴影。你如果看我在2007年上任的要求,可能也会以为我是自己要权,而不是单纯为了工作。只有我下台,并由他人担任我原来职位还有同样的权限,这才是真正为了改革,而不是为了我个人。我上任时就想好体制建设包括自己不能恋位而要适时放弃院长的职位及其相关“权力”,于20125月一期到任前正式向学校提出。所以,只有我卸任才能真正完成学院的体制建设。

对不同的职位,何时为合适自然因工作而异,需要知道政策、体系能够延续。但肯定不是为个人一己之利量体裁衣,而是为公事着想,为长远着想。

 

P:2013 年9月3日,你在卸任词里用“尽其心以事天”来总结几年的工作,卸任后工作状态有何变化?

R:我从来都是自己找感兴趣的事情做。我的研究时间总是保持,但现在行政时间少了,就增加了教学时间。我2013年秋天上课很多,有些新的内容,出现过一周10小时讲课的情况。

 

P:2013年院士参评告一段落,很多人都为你感到可惜,如果不是你主动退选,今年希望很大。一点遗憾都没有吗?

R:这是对荣誉的理解问题。一个需要人低声下气、夹着尾巴才能进入的团体,是荣誉还是耻辱可能大家心里都有答案。我当然知道对我的意见是什么,但我不可能做“太监状”,正如我认为中国要全面减少太监一样,大家做正派、乐观、高兴的人,而不是畏畏缩缩、假模假样。如果我们继续提倡现在流行的文化,为了得到某个利益或荣誉,在某些权力或群体面前卑躬屈膝,得到后转身对大众摆谱,你认为,这样的太监现象盛行不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吗?在这样的耻辱中,个人得到的,是荣誉吗?

 

P: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院士年龄降低、退休和退出政策,你怎么看?

R:没有必要。院士的问题无关体制,而是文化。提出年龄降低是不懂国情: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比我年龄小,中国的院士也在几年内会很快都比我年龄小,因为“文革”断层造成我(年龄)以上的人基本都退休了,只剩比我年轻的人。以后的候选人都基本会是一群年轻人,60岁以上的想找都找不到。

 

P:“温和的改革派 ”、“体制的对抗者”、“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尽职尽责的院长”、“有担当的知识分子”,2013年你被贴了很多标签。你自己怎么定位自己?

R:批判性的建设者。在学术上,看到以前的局限和不足,做出新的发现;在工作上,看到以前的不足,推动新的发展;在社会上,看到不对的而且可以改进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我从来不是什么都批,凡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改的,我不公开批评;凡是他人水平不行的,一般我也不公开批评,除非有人把无能、平庸当成优秀来公开贩卖,我偶尔批评;社会上事情很多,我批评的是科学、教育等密切相关的,当然有时也会涉及相关的文化。至少迄今是这样掌握的。所以,我批评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如民国时代的学者,但他们通常(不是全部)习惯于只提出批评,而不在乎是否有解决方案。

 

P:2013年,你有没有说过又后悔说了的话?

R:我知道很多人的观点比我激进,只是我说出来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问其他中国生物学家:转基因如果被谣言击败了,你觉得自己从来不发言是否有责任?问其他中国教授:你能影响的教学、教育,你不发言支持体制改革,甚至在下面对改革说风凉话,尽到了责任吗?问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普遍流行太监化倾向,都不发言,越来越盛行,我们自豪吗?问海外华人:如果不能回国,对在国内改革的人也不声援,甚至以为他们得了什么好处,以后只有利益之徒回国,这样大家高兴吗?所以,不是我是否后悔,而是大家是否后悔,该说的时候没有说。

 

P:2013年,你做过的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事?

R:临时好玩的事情,过后就忘记了。有时我可能还会有恶作剧,至少开玩笑。2013年,我所在的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会通知,决定杨焕明领导遗传学会的科普工作,后面开始有人回复“同意”、“支持”,正好有位理事名字为“天真”,他回复后,我给大家群发的回复9个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P:对于转基因技术你一直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研究神经科学的你,为什么对此这么关注和支持呢?

R:全世界懂生物的基本都支持转基因,这是常识。但是国内大家习惯性不说话,结果谣言盛行,谣言在中国几乎成为了真理。我也不可能改变,但我至少有所表示,可能还是科学家中表示较多的,我只能说自己没有昧良心。

 

P:除去当下的职业,你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R: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或中国外交部的顾问。美国最高法官不怕舆论而纵观历史做出影响发展的文字性判断,中国的外交部嘛--看上去缺合格的帮手。

 


2014年1月号《人物》杂志以“问一个著名科学家和批判性的建设者”为题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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