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地气南移而西折？

按：好久没有聊聊“怪力乱神”了......

  初中时学地理，老师就讲过：我国地势自西而东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平均海拔依次降低。以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即中原文明的主要活动范围）来论，又呈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分布。从物理上讲，大约就是西北位势（重力势）高，而东南位势低。

   古人似乎也察觉到这个特点，譬如屈原《天问》说：“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而《淮南子·天文训》说：“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李白似乎从局部说：“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

   到了北宋，又有了一种“唯象”的玄妙说法“地气南移”。据邵雍之子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前录·卷十九》记载：

　　康节先公（邵雍谥“康节”，世称康节先生）先天之学，伯温不肖，不敢称赞。平居于人事机祥未尝辄言，（宋英宗）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鷁退飞’、‘鹳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疟之类，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宁初（宋神宗朝“熙宁变法”），其言乃验，异哉！故康节光公尝有诗曰：“流莺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已非。”又曰：“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其旨深矣。伯温后闻熙州有庸碑，本朝未下时，一日有家雀数千集其上，人恶之曰：“岂此地将为汉有耶？”因焚之，盖夷中无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记之，以信先君之说。

   又王夫之在《船山思问录·外篇》（《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有类似论断）中说：

   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麇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夏、商、周）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轾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永以来（明太祖洪武朝、成祖永乐朝），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而贪忍无良、弑君卖国、结宫禁、附宦寺、事仇雠者，北人为尤酷焉。则邵子（邵雍）之言，验于宋而移于今矣。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 

   这里的“地气南移”不仅是单纯的地势问题，更涉及历史、政治、国运与人事诸多因素，属于邵雍玄妙的“先天之学”（宋明道学的神秘主义）。而且其中隐喻了“中原传统”对“南方蛮荒”的歧视，以“熙宁变法”为例司马光（陕西人）等为首的“旧党”代表了隋唐到北宋开国以来的“北方势力”，而王安石（江西人）的“新党”则代表宋真宗朝逐步崛起的“南方势力”，而“新党二号”吕惠卿（福建晋江人）则被旧党蔑称为“福建子”（据说后来王安石也是这么称呼吕的）。后来旧党内斗，大苏、小苏的“蜀党”（除苏辙外，其实就是个“文人集团”）又被程颐的“洛党”和 刘挚“朔党”所打压。

  从宏观的历史上看，“地气南移”描述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者说“战略基点”（战略纵深的末端）的向南迁移，它的外部动因是自西汉以来西北游牧文明（包括从西北到东北整个北方）对中原农耕文明的战略威慑：自晋人“衣冠南渡”，以关中（长安）、河洛（洛阳）为中心的地理意义上的“中原”概念开始崩溃，历经南朝（加上东吴、东晋合为“六朝”）更迭、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到靖康之际的宋室南渡，中原文明的战略基点完成了向东南方向的转移，此时的“中原”已经完全丧失了地理意义。在此之前，战略基点在关中—河洛一带，文明向四方辐射；之后，战略基点坐断东南，背倚万里波涛，抵御西北威慑。

  朱元璋势力的崛起打破了这种格局。自古凡南北并立之世，最终必定是北朝吞并南朝（西晋、隋、北宋、元、“靖难”、清直至解放战争），能“北伐”而竟全功者，除了朱元璋，找不出第二个（当然啦，“委座”的北伐在形式上还是成功的，而“先总理”还只能靠“南北议和”）。朱棣把都城（政治中心）从南京硬生生拖回老巢北京，一方面是“天子守国门”，吸取“幽云十六州”的教训；另一方面在于威慑南方，得益于“靖难”的成功经验。至少在明中叶以前，西、西北、北、东北相较于东南仍旧是唯一的战略优势方向——1945年，“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施行正是为了抢占东北这块“战略高地”。

   东南沿海的“倭患”最终使得海洋不再是战略倚靠，而成了一个新的战略威胁方向。然而“万历朝鲜战争”（“东亚史”的真正开端）的艰难胜利和北方（后金）威胁的再次兴起，暂时掩盖了来自海洋方向的潜在威胁。明中叶以来“北防南化”是战略主流。

  直到近代（1840）融入“世界史”以来，东边海洋方向的威胁日盛，渐与北方威胁交替。“民国五都”（南京、北京、广州、武汉、重庆）实际是国家战略基点的多元化，尤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西南方向安置“最后战略基点”的价值得到体现（而其他方向战略位置前出，在战略纵深前端）。这一点也照应了历史上司马错为秦制定的统一方略和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失利。

  换句话说，近代以来的历史促成了“最后战略基点”向西南方向布局，青藏高原与第二级阶梯至中南半岛的崇山峻岭将是最后的战略倚靠。套用古人的语气，或许可以说“地气南移而西折”。按邵雍的思路，这在人事上似乎也得到了印证（当然没什么道理，可点几个地方：潼南、开县、江津、广安、仪陇、乐至，纯属娱乐，你若当真，怨不得我！）。

  建政以来，西北、东北和海洋方向的威胁尤甚，“三线建设”（约1964至1980）当为此谋。按兄弟我之惯例，此中内容，不再展开。

  其实今天要判断“最后战略基点”所在，只需要一个判据——“国之利器”。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既然“不可示人”就只能安置在战略纵深的末端——那么CAEP在哪里呢？

后记

  其实兄弟我本来是在琢磨前不久大家讨论的“胡焕庸线”，结果想着想着就想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