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日前不经意间发了钟摆一文，受诸位网友评论的启发，还得有下文。

其一，发条。斯特劳斯的《原始思维》把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理解为两条并行而不是前后相续的线索，也就是并非原始人非理性而现代人理性，更不是理性是进步而非理性就是落后。原始思维本身兼具理性和非理性。自希腊开启理性之后，总体而言，西方文化在二者的张力之间前行，张力，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动力。张力来自人的内心，因而也就是文化的动力在根本上来自于人。先是由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理性到中世纪的神秘和文艺复兴人和自然的解放。近代以降，钟摆突然加快了节奏。博主理解，就是近代兴起的科学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钟摆拧紧了发条。科学的理性、客观、机械，以及由此激起人的反抗和非理性膨胀，在理性、规律、必然性和大工业的“规训”下（福柯），又回到理性的轨道，然后再一次反叛……。由钟摆的加速，与近代以降人类文明的提速，二者的同步，耐人寻味。

理性与非理性，是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以及永恒的发条（类似的发条还有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和对本能的克制，见文明——是否应该满足本能？），科学拧紧发条。

 

其二，如何理解中国的“中庸”？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理性，因而也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非理性（和信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没有走出“原始”。对中庸的强调（以及对本能的遏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去势”。君不见“阴盛阳衰”随处可见，从足球到“妻管严”，再到《婚姻》保卫战中的三位男士。但一来违背事物发展的本性——波浪式或螺旋式，二来失去了事物发展内在的动力——必要的张力。

 

眼下，后现代科学正在粉墨登场，由此又会对钟摆产生什么影响，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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