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科”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branch of learning”，这里“learning”（学习、学、学问、学术，等等）对应于“学科”之“学”，“branch”（支、部门、科、分，等等）对应于“学科”之“科”，然则，（1）若“学”取“learning”（学习、学）之义，则“学科”为“学习的科目”（相当于英语的“course”）或“学习的课程”（相当于英语的“subject”）之意；（2）若“学”取“learning”（学问、学术）之义，则“学科”为“学术的部门”（相当于英语的“academic departments ”）或“学问的分支”（相当于英语的“branch of knowledge”）之意。按第（1）义项，“学科”是指方便师生开展教学活动所作的知识分类，这是按教学规律划分成若干知识科目与知识课程；按第（2）义项，“学科”是指方便学者开展认知活动所作的知识分类，这是按认知规律划分成若干知识领域与知识部门。要之，“学科”一词的基本含义就是“知识分类”。一个学科就是一类知识，不同的学科就是分属于不同类别的知识。

知识的类别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把当时的知识划分为“理论”、“实用”和“生产”三大类，这是按认知规律来进行知识分类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它一切由此可得明白，若凭次级学术，这就不会搞明白的。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因此，“理论”、“实用”和“生产”三类知识中，“理论”优于“实用”，“实用”优于“生产”，而“理论”类（包括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中哲学又处于最优级别，因为它是有关“全宇宙的‘至善’”即万物的共同原理与共同原因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其他一切知识的根基，其他一切知识都是由此推演出来的。

崇尚演绎法的亚里士多德是根据由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性认知规律来划分知识类别的，而到了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时代，归纳法被当作“发明知识”的“新工具”由培根隆重推出，相应地，从个别到的一般的归纳性认知开始受到重视，这种认知的规律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理” ，据此，培根将知识划分为哲学（形而上学）和科学（物理学）两个基本门类，在这个知识体系或学科系统中，哲学是基于科学又高于科学的，关于“法式因”的哲学原理是“始基原理”，科学“在隐秘结构的全部发现方面，也须求之于始基的原理才能见到真正的和清晰的光亮，那始基原理是能完全驱除一切黑暗和隐晦的”，故唯有“法式的发现能使人在思辨方面获得真理，在动作方面获得自由。”

 尽管亚里士多德和培根对认知规律有不同的认识，并据此做出了不同的知识分划从而构建了不同的学科系统，但他们的知识分类方法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根据知识对象的特点来确定知识的类别，例如，在他们的学科系统中，哲学的对象都是“最普遍的原理”（培根语）——在亚里士多德即是所谓“第一原理”（整个宇宙的“形式因”），在培根即是所谓“自然的永恒的和基本的法则”（自然界的“法式因”）。换言之，他们的知识分类思想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一个学科的性质是取决于该学科的对象的性质。这个知识分类学观点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后来的知识分类思想明显受到了在培根经验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验主义的影响，以至于在知识分类上是根据知识对象的感性特征来确定相应知识的类别，例如，把整个感性世界区分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大类，相应地把所有知识归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两大类，在这两个大类之下再作具体的知识分类。由于自然知识领域最早出现“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的“科学”（分科之学），并且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科学”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故培根之后的知识分类学之主流形态便逐渐演变成“科学分类学”了。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分类思想来看，观其有关论述，他们对当时既有的科学曾作了多种方式的划分：（1）按科学的对象之运动形式的不同，把科学划分为力学（“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物理学（“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化学（“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等等；（2）按科学的对象之历史形式的不同，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3）按科学的思维形式和方法的不同，把科学划分为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

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分类思想，笔者认为，管理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实际上已初步形成，其理由是：

第一，从科学的对象之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方面来看，对管理这种特殊运动形式进行专门研究的科学——现代管理学，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其标志就是泰勒（Frederick W. Taylor, 1856-1915）所著《科学管理原理》（1911）的问世。

第二，从科学的对象之历史形式的特殊性方面来看，现代管理学所研究的运动形式是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特殊形式之一的管理，这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故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既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又属于思维科学范畴。

第三，从科学的思维形式和方法的特殊性方面来看，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和其他一切历史科学一样，也可以被划分为属于经验科学范畴的经验管理学与属于理论科学范畴的理论管理学两个学科子系统。所谓理论管理学，就是研究管理的共性问题（包括管理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是怎样等问题）的管理哲学。“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曾提出“科学管理本质上包含了一些宽泛的原则，它是一种哲学”的观点，并首次提出了“管理哲学”的概念。而首先主张要发展一种明确的管理哲学的是英国管理学家谢尔登(Oliver Sheldon，1894-1951)，其所著《管理哲学》（1923）被公认是管理哲学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该书认为，管理哲学是建立在根本目标的基础上被科学地制定出来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一套原则，这套原则是作为日常专业活动的一种指南。尽管谢尔登《管理哲学》所提供的那套原则实际上是一些仅适用于工业社会中工厂、企业的经营领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原则，还不具有适用于一切管理领域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其管理哲学的理论性尚待提高。但是，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日趋成熟，并且它从起初仅适用于行政管理领域的组织理论演变为适用于一切管理领域的组织理论并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组织理论至今所已达到的实际水平及其在现代管理理论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都足以表明，作为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的管理学已经发展到分化出自己的理论学科的高度，尽管这个理论学科目前还不成熟，因为迄今为止的组织理论实质上是从客观方面来研究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及其社会组织的结构、职能和运转以及组织中管理主体的行为及其规律，确切地讲，这种管理理论只是理论管理学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但因其明显区别于仅适用于特定管理领域的经验管理学而成为现代管理学中相对独立于经验管理学的一个学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证明，理论管理学即管理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