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个自由的精神领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中国人原本是有自己的信仰的，这种信仰起初是作为父系社会原始宗教的残余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在整个封建制邦国时代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但是从战国商鞅变法开始，郡县制逐渐形成并由秦国日益扩张到其它诸侯国，最终建立起郡县制帝国（秦朝），这种国家形式自秦朝一直延续至清朝，这两千余年间，国家政权统制一切，人的精神领域也被纳入其统治范围，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使得国民的信仰越来越被政治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受国家强制力量控制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而不再是国民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郡县制帝国造就了一个缺乏个人意志自由从而没有真诚信仰的民族。

秦汉以来所形成的所谓传统道德，实际上是属于黑格尔所讲的“国家道德”，举凡忠、孝、信、义等等一切道德都是国家提倡的，实质上是国家对国民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国民在实践这些道德时，这种实践对他们来说就不是在履行其自觉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而是在完成要求他们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缺乏统治者所期望的政治觉悟的话，他们的道德实践就必然是违背其个人意愿的不自由行为，即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而是虚假的道德行为。

当然，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只是想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根本不在乎国民的道德行为是否真实或是否虚伪，只要国民普遍有这种道德行为的事实，其政治目的就达到了。也因为如此，统治者向来只是满足于国民有表面的道德行为，而完全不在意他们的这种道德行为是否出于真诚的信仰。久而久之，这个国家的国民自然就无所谓“正信”的信仰了。

不过，郡县制帝国时代，也存在着国家统治力量所难以完全控制的地方，特别是存在着国家教化力量所不能及的地区，这些区域的国民就成了所谓“化外之人”。然而，正是这些“化外之人”，倒可能保留着某些世代相传的朴素而真诚的信仰，因而也可能有真正是出于其个人自由意志的道德行为。

要之，在郡县制帝国时代，中国的所谓“文明人”（“化内之人”），实际上都不过是一些缺乏真诚信仰而在道德上表现虚伪的人；而所谓“野蛮人”（“化外之人”），倒可能是具有真诚信仰而在道德上表现朴实的人。

在“政教合一”的国度，凡其教化所及者，被化成的天下都是信仰不真、道德虚假的天下。而一个信仰不真、道德虚假的天下，只要其统治者自身不再坚持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徘徊于几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抑或统治者阵营中的成员（官员）都普遍不再按统治者自身所提倡的道德实行其事，就必然会面临如顾炎武所讲的“亡天下”之局面，而只要“亡天下”，接踵而至的就是“亡国”。这是具有“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