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戽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读中学的时候，家里经济困难，虽然学费、生活费不高，学费每年两元，生活费每月六元，但是乡下人家里要拿出来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农村里，农民都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社员，农作物收成是集体的，农民的收入只有到年终按工分分红。每个工分好收成时有一角几分，最差的一年一个工分是六分钱，一个强壮劳力干一天可以得一个工分，一部分农户年终结算成为超支户。所谓超支户，就是平时生产队里给每户分粮、分柴是预支，按价计费入账，农民以劳动工分值计算收入，年终决算收不抵支，出现赤字的家庭叫超支户。农民种了一年的地，吃自己种的粮，不但分不到钱，而且干了一年反倒欠队里一笔钱。这一方面是公粮交的多，另一方面是产值低造成的。那时集体种地，大呼隆式的，“上工一条龙，下工一阵风”，农民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导致田里产量低，交完公粮后的净产值除以总工分，分值也低。那时养鸡也不容易，因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人吃粮都不足，鸡饲料就没有来源，所以每户只能有限地养几只鸡，而且鸡们主要靠自食其力，每天在外面草里、地上找食，难免饥一餐饱一餐的，产蛋率当然就低。那时，养鸡生蛋不是自己吃，主要是用蛋换钱补贴家用，一个鸡蛋可以卖五分钱，算是一种副业收入。偶尔用鸡蛋作为人情交往的礼物，一般一次送8-10个；或者有贵客到来，鸡是舍不得杀的，就煮五个、七个、八个鸡蛋招待客人，之所以不煮六个，是因为那样喻意要客人“断禄”（蛋六，方言读lou二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养鸡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上学要钱，又没有钱，怎么办？多数人家里的孩子就不读了，放牛、割草、干农活去。少数想读书的只有艰苦奋斗，另想办法了。我家老爸脑子灵活，又支持我读书，所以想了些办法，如戽鱼、赶鱼、编竹器卖、挖藕卖，直到拆房子卖，此是后话。即便如此，每年开学总是为学费愁煞父母。

      因为放寒假了，我不用上学，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凑我的学费，我想到去戽鱼卖。那时鱼可以卖出好价钱，一二角钱一斤呢。在乡下，有一种最原始的不需要特别工具和成本，只要出力的抓鱼方法，叫戽鱼。所谓戽鱼，就是竭泽而渔，从一条河沟中选取估计有鱼的一段，两头用泥土筑坝，用戽斗把水舀干，再捉鱼。舀干水的办法是人站在坝里边的水里，用戽斗把水一斗一斗地舀到坝外。因为有些小河河面是长条形，水面窄，加上沟沟坎坎。无法下网，只有用原始办法。你别看它水面小，可是鱼还不少，有时还有大约一条两三斤重的大鱼。有些鱼喜欢逆流上水，小河沟的大鱼多数是在下雨流水时，从湖、塘、大河里上水而来的，后来雨停水断，它们回不去了，只好留在小河沟里了。喜欢“上水”的鱼，笨得很，不知道“乐极生悲”。大概“愚（鱼）笨”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五十多年前，我们那里进入腊月，天气确实是冷，十分冷。腊月中，即使是晴天，气温也是零度左右。早上起来，河面上总是结冰，如果出太阳，中午过后河面上冰有些融化，如果是阴天，河面上的冰就一直冻着，等到晚上再继续加厚。一个冬日的早上，我拿着戽斗，锹，竹篮，带上午餐和棉短裤（那时冬天主要穿棉裤御寒，在面料和里料之间铺上棉花做成的裤子。把铺有棉絮的旧长棉裤的裤管剪掉，形成齐大腿的短裤）去野外湖里去戽鱼。

     走了近三里路，我来到了田野里，找到一条河沟，准备动手。沟里全结了冰，严严实实地象加了一个玻璃盖。我看好河段，又依地形确定筑坝的地点。筑坝很有窍门，一是选址要好，当然是河面越窄土方工程量越小，二是河底软淤泥少，有利坝基稳定，三是旁边易取泥土；坝要从下到上做成梯形，从河沟的一边到对边向外筑成微圆弧形，这样可以顶住水位差的向内压力（这是后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我筑好两头的坝，穿上棉短裤，脱了鞋袜，把水面上的冰打出两个窟窿，把腿插进冰窟窿，站到水中开始向堤外舀水。那个冷啊顿时从踋流窜到浑身，直到心都是凉的，腿子上好像有无数根针同时在扎。我就这么不停地一下一下地戽水。大约经过两个多小时，水面降到快见底了，浅水里看见心慌意乱，惊恐万分不自在的鱼在“啪啪”地侧身挣扎着游动，我很高兴马上就有收获了。眼看再过十几分钟就可以捉鱼进筐，我干劲十足，内心欣喜：“今天我选的这个地方不错，河沟里鱼多。”突然，我发现一个坝有移动漏水情况，赶紧加固。来不及了，哗的一声，一个坝倒了，坝外的水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坝里坝外几秒钟就恢复了水面平衡。一片浑水中，鱼儿早就逃得不见踪影。我顿时感到两腿发软，两手发抖，两眼冒星，浑身像抽了筋一样，站立不住，人好像虚脱了一般，一点精力都没有，一屁股坐在了河岸上，大半天时间和全部精力白费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出门戽鱼，晚上空篮子回家，是最丢人的。你回去，村邻和左右隔壁的人是都要来看成果的。他们看到满篮子的鱼，会赞赏一翻；看到空篮子，则会毫不留情地取笑一翻：“捞不着鱼，你把水也要提一篮子回来（竹篮打水），怎么空着回来呢？”“你是不是在那里就把鱼煮吃了？”背后，他们还要议论：“这小伙没有用，只会空忙。”这些话可不是好玩的，如果这种话次数多了，形成了舆论，将来就说不上媳妇了，哪个姑娘眼睁睁愿嫁一个“无用”的人？

     我软瘫地在地上坐了一会，喘了一会气，定了一会神，思考着怎么办？这怎么回去见人？白忙活了，学费怎么办？全然未感觉静下来后腿脚处于冻僵麻木状态。不行！再干！我不信这个邪！离太阳下山还有几个小时，有机会赶本，重来！我鼓励了自己，精神和力气回来了，我站起身，才发现腿脚不听使唤，腿好像是两根木头棍子，脚也全麻木，好像不是自己的，走在凹凸不平的河岸边，泥块地上没有挺脚的知觉（不是感觉）。本来在原址上还有一个坝未倒，只要把倒了的一个坝补修起来就可以了，省一半的功力。殊不知，倒坝了的地方是没有鱼了的，因为舀水时和倒坝进水后，惊动了坝里坝外的鱼，惊慌的鱼已经全部逆水而上逃走了，这浑水也是鱼儿不喜欢的，今天再也不会回来。

     我重新选了地方，再从筑坝开始，刚要动手，听见有啪啪的响声，转眼看去，周围没有人，没有动物，什么也没有。刚要再动手挖土，又听见啪啪两声，反反复复几次，我干脆不动，站在那里静听，向周围扫描。果然，发现离自己十多米的没水的淤泥田里有动静。我跑过去一看，呵！一条三斤多重的黑鱼（才鱼）在泥里挣扎，我抓住它放到了篮子里，心想，老天爷给我送面子来了。

     这种鱼有很多特点，它生命力特强，在没有水的地上放着，几个小时也不会死，短时间内打破“鱼儿离不开水”的规律，如果保持它的皮肤湿润，活的时间更长。它喜欢在淤泥里越冬，可能就因这样，它在越冬睡觉享受时，不知觉中水流走了，落到现在的田地。它选错了地方，不是河沟里，而是水田里，看来享受也得选好环境。这种鱼是以吃其他的小鱼为生的，在塘里养其他鱼的人，是容不得它的，总是先用石灰水把它们子孙各代都呛死掉。这种鱼的营养特别丰富，大概是吃鱼长大的原因，所以人们在病后用它调补身体，这一认识现在已经被城里人接受了，所以才鱼的价格很高。这种鱼的母性特别强，总是带着它们的一群孩子在水上集中游动，小鱼群在水的上层，父母则像潜艇一样在小鱼群下面跟着，盯着，一旦发现敌人，马上发起攻击。人们利用这一特点，有时用一根放牛鞭子，在鞭头上打个结，伸下水去在小鱼群中搅扰，大鱼便如箭一般飞冲上来，攻击侵犯它孩子的敌人，一口咬住侵犯者(鞭头)不放，人们趁势往上一拉，才鱼就离水上岸，被生擒活捉。我以前就这样抓到过。

     因为有了大才鱼垫底保障，精神上受到了慰藉，我的劲头又大起来了。很快，我吸取上次的教训，筑好了水平呈圆弧形，上下呈梯形的土坝，开始抓紧戽水，争取赶在太阳下山前捡鱼。这次很顺利，在太阳落山前，我已戽干了水，看到沟底侧睡着白花花的鱼，心里的成功感又油然而生。沟里的鱼捡完了，篮子也装了大半满。我起(上)岸，把两根木头似的腿子装进长棉裤，背着篮子，拿着工具，揣着喜悦，披着晚霞，像踩高跷一样地回家。

                                                      （2011年8月19日初稿；2012年5月9日修改）

                                     四、 插  秧

           1968年春季，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学校没有一点点复课的迹象，我在读的高级中学被两派造反派占领，成了他们的司令部。我上不了学，只好呆在家里。队长也不管我还是学生，说是吃的是队里的粮，以此一直在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不出工。看样子我不出工是不行了，于是只好接受他的派工，每天下地插秧干活了。我既不是毕业了，也不是高考落榜了，更不是弃学了，从此就不明不白地从学生转变成农民了。

我八岁开始读书，一直都在学校里，虽然星期天和假期也下地插秧，但是那毕竟是短期的，而且当时，累得受不了时，中间可以休息，不出工。可是现在成了社员，队长把我列入正式劳动力了，必须每天出工。由于我农活生疏，长期没有锻炼，干起来非常吃力，即使努力地干，还是远不如别人干得快。如果想多干一点，人吃不消，很累，身体难受；如果干得少，又担心别人瞧不起，心里难受。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星期天不上学，父母便要我到地里去跟大人一起学插秧，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重要的庄稼活是长大成人后换饭吃的基本功。但是，那只是说我学会了插秧，并不表示我的插秧技术熟练过关。所以对于我这种夹生手来说，真要和大伙在一起插秧干，还真不行。插秧是项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更是一项痛苦的活儿。春季插早秧，水冷，冻手脚；夏季插晚秧，水烫，烂手脚；不管什么时候插秧，总是腰疼：除了人在水里蚂蟥沙蜱趴在腿上吸血不说外，最坏的是有时被蚌壳割开腿脚，那就更惨了。

（一）摊腰

     插秧时，人要站在七、八寸深的软泥和五、六寸深的水中，弯腰九十度以上，低着头，面向水面，眼睛看着要插的位置，左手握住一把秧苗，左手拇指和食指负责分秧，右手不断地从左手中快速一撮一撮地拿了往地里插，最少一秒钟要插一蔸，动作就像鸡吃米一样。人往后退时仍然弯着腰，手仍然不停地插，边插边后退。由于我们插秧时长时间脊椎成九十度弯腰劳作，这种一天到晚上半身悬空干活，腰要支撑比较大的力臂和重量，干了半天以后，腰就好像被刀砍成两截了似的，又好像灌进几瓶用辣椒和花椒酿的醋一样，那种酸、胀、麻、疼四味俱陈。

当我插完一垅，到了田界边起界时，不管脏不脏，我就赶紧在田埂泥巴地上仰面朝天躺下——摊腰。躺在田埂上摊腰，那种飘飘欲仙舒服感，可能是世界上再没有的，瞬间传遍全身，就好似突然一下从地狱进到天堂，人生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候了。可惜的是这种幸福享受只有几十秒钟，转瞬即逝，因为又要开始插下一垅了，人们必须同步行动。我们得下地立在水田中再把脊椎弯成九十度，继续插秧。

 每天这样重复着：早起扯秧，早饭，下地栽秧，天黑回家摊腰。幸好我当社员的第一年春夏的插秧，有比我稍小的银姑姑的帮助，否则我不知道能否顶过来。

（二）扯早秧

公社要求“不插五一秧”，队长安排我们拼命干。天还没亮，队长就在村里喊开了：“扯早秧啊，快起床。”我睡得正香，被妈从梦中叫醒：“队长在喊了，快起来。”我睡眼惺忪，闭着眼勉强坐起来，昨天累得腰疼，摸一摸还没恢复。

我穿好衣服，摸着黑(农村无电、无路灯)，凭着感觉，高一脚低一脚的，跌跌撞撞地朝秧苗地里走去。摸了近二十分钟的夜黑路，听到人们讲话的声音了，还有洗秧的哗哗水声，到了。我摸着跳下水去，四月中的早晨，水还有点凉人，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弯下腰开始扯秧。听声音，挨着我旁边的是银姑姑，她扯秧是一把能手，扯得特快。天蒙蒙亮了，银姑姑看我扯的一垄还有不少，远远落在大伙的后面(按惯例每人一垄，扯完了才能回去吃早餐)，她就扩大了自己的工作面，延伸到我这边来，她扯起的秧也丢在我的后面，作为我的战果。在她的帮助下，总算按时完成了任务，跟在别人的后面回家。在回去的路上，银姑说：“你还没有锻炼出来，干得少，还比别人累，以后你就跟着我干，有时我可以帮你一把。”我听了十分感激，心想：今天如果不是她帮助，我可能要比别人晚半小时回去，更可怕的是，别人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继续干，多丢人。

        （三）逼笼子

       吃完早餐，不等休息，马上又要下地插秧了。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挨着银姑姑插自己的一垄(大约1.5米宽)。她说，插秧有个规矩，人们爱逼笼子。关笼子这点我知道，从小学插秧时就领教过。本来开始插秧时左边人的在前插，右边的在后插，一群人形成斜形阶梯队，但是如果右边的人插得快，超过了左边的人，他就可以向右歪，扩大左边人的工作面宽度，让左边人落在他后面，他则可以缩小工作面，总保持压住你，让你多干，抬不起头，这叫关笼子。通过关笼子来提高工作效率，上游的人为了不被下游关笼子，就要拼命地往前赶，这样又对他的上游造成压力，层层逼，整个队伍都不得不加快速度了。有时候最后下游的压阵人就安排栽秧速度最快的人。银姑姑说：“我在你左边插，你插窄一点，我把你的活带一点，快点跟我跑。”她把我的工作任务带了一半，自然我是跟得上，可是她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的活就累多了。她的手真快，右手像小鸡啄米一样快，飞快地上下不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达到她的水平。在她的带领下，我总是未被下首关进笼子，少吃了不少亏。

       我们把下首丢下老远后，就可以放慢一点，适当地喘口气。银姑姑从小就下地劳动，没读过书，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插秧本领，她很羡慕我读了那么多书，要我讲点县城的和学校的故事给她听，借以调节枯燥、单调的劳动乏味，以缓解劳累。我们边干边说，有时真把劳累和腰疼忘了。

                                                                              (2003年5月24日初稿；2012年5月1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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