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文汇报“笔会”接连发表两篇关于“无形之手”的文章，一篇是《达尔文挑战亚当.斯密》（8/12），另一篇是《也说达尔文与“无形”之手》（8/22）。笔者读着读着觉得有物鲠在喉咙，不吐不快。亚当.斯密用“无形之手”揭示自由竞争下的经济活动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可谓入木三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从种群水平上揭示生物进化的规律，尽管争论从未中断过——缘于少数生物现象仍解释不通——但是，它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全世界遭遇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费兰克以调侃的口吻将二者联系起来，表明经济活动“无形之手”不是万能的，若立法管理滞后，比之千锤百炼的达尔文进化论逊色，其用意很清楚。关键是这样的调侃式论述只能点到为止，不宜过于张扬，否则效果会打折扣。此话怎讲？两种“无形之手”形似而神不同也！

撇开两种学说创立时间有先后及上述两篇文章中措词议论有差异外，笔者想说的是，如此类比“无形之手”其实是个伪命题，似乎有澄清的必要。

表面上，两种“无形之手”较相似，都是针对有机生命体的活动，且均在背后悄悄产生效应，然而仔细琢磨，彼此之“神”却无共同之处，完全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各管各。概括地说，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是指经济活动要受“价值规律”自行调节，达尔文的“无形之手”是指“物竞天择”导致了生物的演变进化，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如果说汤川秀树的核力介子理论与庄子的万物本原之混沌假说形似且有点“神”似，故而可比拟、借鉴的话，那么“价值规律”与“物竞天择”的类比让人有一种强烈的牵强附会的感觉。

“价值规律”是一条文化法则，只适用于人类社会，而“物竞天择”是一条自然法则，只存在于非人类的生物界。由此，这两种“无形之手”之神的差异昭然若揭，我们要回避也难。毕竟，经济上的逐利活动是人为了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有意识行为，或许起初不知道背后有“无形之手”操纵，但普益大众的经济活动结果终将让参与者醒悟，一味追逐个人利益是行不通的，所以需要立法管理、政府干预。然而，生物种群是没有意识的，所有的活动行为均受遗传本能支配，而且数十亿年如一日就这么生存着进化着，换言之，它们不可能察觉“物竞天择”，即这一“无形之手”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马克斯的“资本论”无法比较一样，我们若要将两种形似而神不同的“无形之手”扯在一起作类比，谈论“雄麋鹿的角因变异增长利于个体不利于群体”、自然界中的“无序竞争”、莺鸟中的“个别败类”，以及将外来物种“一枝黄花”的严重威胁比拟为“市场中的垄断企业”，“人类的出现犹如中奖彩票”等等，反而会将人们的认识引入迷茫的死胡同。

不过，顺便还得说一句：脱胎于“自然选择”的人类既然认识到生物类群中有“物竞天择”这一“无形之手”在自行调节，我们就不应该再明知过犯地继续干扰生物界中的“无形之手”，这倒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