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证人：美国司法制度面临挑战
                         高金华  编译
   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各地针对证人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敢出庭作证。这种状况令有识之士深感忧虑：美国的司法制度还能延续下去吗？
                   善良证人  惨死街头
   尽管大雨倾盆，60岁的艾伯塔·伯登女士仍然按时去上班。她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精神病康复中心工作了20年，精心照料那些年迈体弱的病人。上午７点钟，她把汽车停靠在康复中心附近。当她伸手取伞正要下车时，有一名男子从20英尺之外冲过来向车内开了５枪。伯登到在血泊之中，破碎的玻璃覆盖了她的遗体。
   “他们枪杀了伯蒂（伯登的昵称）！”一位同事风风火火地跑去告诉康复中心负责人特里·艾伦。艾伦没有询问“他们”是什么人，因为他知道有人一直在威胁伯登。两个月以前，也就是1994年７月９日伯登为坦尼丝·帕森被杀一案出庭作证，坦尼丝是伯登的教女（教女和教母是一种宗教关系，教母有义务把教女培养成基督徒）。
   坦尼丝被杀后，伯登确认杀人凶手是坦尼丝的丈夫杜马·帕森，他是一个贩毒帮会的头目。帕森曾经警告伯登不要向警方提供证言，一些帮会分子还在伯登住宅和康复中心附近监视她的行踪。伯登听从朋友的劝告暂时不上班，躲避帮会分子的纠缠。但长期在教堂兼任神职工作的伯登义无反顾地出庭作证，她对艾伦说：“我们必须为那些被害人伸张正义。”
   伯登休假后回单位刚上了几天班就被人杀害了。据警方调查，凶手来自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市。帕森帮会的另一个头目为了报复伯登雇佣了两名杀手，给每个杀手支付3000美元。该头目和两名杀手很快被警方逮捕。
   伯登的死亡只不过是美国犯罪分子报复证人的一个典型案例。早在1994年年初，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一个贩毒集团为了抗拒庭审，枪杀了９名证人和可能出庭作证的人。纽约州皇后县助理检察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说：“虽然十年前也有人威胁证人，但现在这种威胁往往都要付诸行动。”
   “威胁证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它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正在全国蔓延。”这是全美司法协会199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该协会隶属于美国司法部。据费城市的检察官们透露，由于人们不敢出庭作证，该市有五分之一的杀人案尚未判决。
                   芸芸众生  噤若寒蝉
   1995年８月６日，７个暴徒前往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市迪望咖啡馆。４个人在外面把守，另外３个人冲进室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１人、打伤２人。至少有40名顾客目击了这一案件，事后帮会成员挨家挨户地警告人们不要向警方提供信息。警方四处奔走了两个星期也未能找到一个证人，负责调查此案的布莱恩·特利斯警官说：“没有人敢于同警方合作，这帮家伙几乎威慑了每一个人。”
   后来由于帮会分子的行为太过火，才为案件调查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几个帮会分子用手枪顶着一名20岁小伙子的脑袋，警告他不要向警方提供证言。心有余悸的年轻人向警方寻求保护，警察进而找到了另外两名目击者。
   然而，在1996年２月庭审期间，被告的辩护律师对陪审团说，此案缺乏足够的证人，而且其中有位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她先前向警方提供的证言有矛盾。这一辩护显然对此案的判决有重要影响：有３名被告无罪释放，只有一名罪犯被判处较轻的刑罚。
   与此相似的审判在美国时有发生，不法之徒的威胁使人们噤若寒蝉，案件难以及时审理，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
   1993年５月在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250多人正在观看一场垒球赛。当地一个帮会的几名歹徒冲进球场追打客队球员，他们用手枪击中了一名球员的头部，用球棒抽打另一名球员使其当场死亡。匹兹堡市警察局的罗纳德·弗里曼警官回忆说：“在球场上的主、客队球员竟然一口咬定他们什么都没看见。在庭审前我们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说观众出庭作证。”司法机关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７名罪犯绳之以法。
   1994年２月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市，24岁的劳伦斯·曼纽尔去参加音乐会，演出开始前他和几位朋友在一起谈笑。一名帮会分子走上前来射中了他的头部，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去。“曼纽尔被杀时至少有50人直接目睹了枪击事件的全过程，”警长助理普伦蒂斯·桑德斯回忆说，“枪响之后有 100多人看到歹徒握着还在冒烟的手枪走出剧场。然而时至今日尚未找到敢于出庭的证人，这正是我们在办案中疲于奔命的原因。”
                   犯罪分子  气焰嚣张
   全美司法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犯罪分子通过枪杀、殴打和公开侮辱证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来威胁整个社会。一些帮会组织还损毁证人的财产；把汽车停靠在证人住宅附近，监视证人的一举一动。在法庭上，他们穿者带有帮会色彩的服装挤占旁听席，虎视眈眈地盯着正在发言的证人。华盛顿市的贩毒帮会甚至在大街上张贴海报，上面列出可能出庭作证者的姓名，宣称与警方合作的人性命难保。
   犯罪分子在追踪证人时常常不遗余力。据费城和纽约两市检察机关透露，一些贩毒帮会甚至雇佣私人侦探。洛杉矶市的帮会分子利用他们在机动车管理处和其他社会机构中工作的朋友和亲属提供的信息，来追踪、威胁和攻击证人。
   洛杉矶市检察官珍尼弗·斯奈德说：“帮会分子几乎渗透到每个社会信息系统。对于证人何时出庭等问题，犯罪分子有时比我们更了如指掌。”
   费城市地方检察官查尔斯·F.加拉格尔指出：“由于受到犯罪分子的骚扰，那些胆战心惊的证人往往“走神”（美国不少检察官常用这个词表述证人记忆模糊或改变证言）。这样一来，案件的审理只能中止。”
   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曾经有３名证人确认25岁的罗纳德·奈特抢劫并枪杀了股市交易员理查德·孔克尔，法院决定在1995年１月３日进行第一次庭审。但开庭前每个证人都说自己有生命危险，或者收回证言或者拒绝出庭作证。“因为奈特在取保候审期间向每个证人发出了警告，”州检察官贝丽·克里斯彻说，“除了撤诉，我们别我选择。”当法官宣布撤消此案时，奈特把五个指头摆成手枪形状，对准这位女检察官扣动着“板机”，他的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５个月后，1995年５月８日，22岁的律师布伦丹·米汉被人用枪打死，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县警察局派出的案件调查人员很快注意到此案与孔克尔谋杀案极其相似，５天之后他们逮捕了奈特。
   在县监狱里，奈特再一次向知情者发出威胁。由于当时佛罗里达州的法律允许被告获悉证人的姓名和住址，奈特很快弄清了证人的身份，并开始用囚室中的电话机恐吓证人。在检察官的要求下，一位法官命令狱警撤掉奈特房间中的电话，奈特对证人的骚扰才被终止。
   这一次，奈特被判定犯有谋杀罪，随后法官又确认孔克尔被杀一案也系奈特所为。两次谋杀罪责难逃，奈特终于被判处死刑。
   佛罗里达州检察院发言人迈克尔·埃德蒙顿说：“我们州公开证言的法律规定使奈特等杀人凶手能够确认每个把他送进监狱的人。被害人拒绝与警方合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有关方面  革故鼎新
   1994年５月艾伯塔·伯登被杀以后，联邦法院对帕森帮会的惩罚确立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逮捕帮会全部成员，而不仅仅是骨干分子。这样做有利于解决报复证人的问题，而且被告在联邦法院不能象在佛罗里达州法院那样有权获悉证人的姓名、住址和证言。1996年，帕森的８名成员被定罪，其中７人被判处死刑，１人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佛罗里达州检察官克里斯彻回顾说，虽然伯登的死亡促使司法机关消灭了整个帮会。但我们无法自信地告诉证人：“我们会保障你的安全”，因为当时我们缺乏保护证人的法律。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威胁证人的问题，克里斯彻和棕榈滩县的一些官员决定联名致信佛罗里达州立法机关，要求制定一部证人保护法。这部法律要为证人提供充分的保护措施，避免使他们成为犯罪分子的攻击目标。伯登的教友、共和党议员阿迪·格林把法案提交给州议会，该法案被全票通过，并于1997年纳入该州的法律体系。
   加利福尼亚州也制定了证人保护法，这部法律于1998年开始生效。而美国其他一些州和县级政权尚缺乏保护证人的法规。
   在《读者文摘》记者进行专题采访的过程中，美国一些警察、检察官和议员们强调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确保证人的安全。
   △允许犯罪嫌疑人在庭审前获悉证人姓名和住址的地方法规必须废止。如果证人可能受到报复，法官在开庭前必须对主要证人的证言采取保密措施。
   △不能让凶险狡诈的犯人拨打无人监听的电话。
   △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可以远离被告就坐。审理特殊案件时，允许证人通过闭路电视作证。
   △各州和联邦有关部门应与司法机关合作，对证人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例如迅速更换证人的汽车牌照和社会保险号码，使犯罪分子难以追踪证人。

   “人们必须明白，维护法律的尊严比让犯罪分子在社区中隐居更有安全保障，”圣弗朗西斯科市警长助理桑德斯强调，“只有我们团结一致对付犯罪分子，他们就无法在街头横行，法律的威力就能够充分实现。”
   译自：美国《读者文摘》1998年第12期第87～91页。
   原载：《金盾》1999年第11期第41～42页。（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