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科普是否过时的博文，今天晚饭后散步，又想起这个话题来，经过一番思索，觉得还应该进一步分析一下科普和科学传播的问题。

从时间来看，科普这个词的出现要比科学传播早，也正是如此，人们才认为科普有些过时了。人们喜欢追求时髦的东西，相对于科普来说，科学传播这个词更时髦。同时科学传播这个词应该算是个舶来品，而科普应该是我们原创的吧。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1831年成立的英国科协（The 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在其年会上杜撰出来的。

就像缺失模型描述的那样，科学共同体认为公众缺乏对科学的认知是由于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公众就好像是一个等待填满的空瓶子，而一旦这个瓶子被科学知识填满，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科学，理解科学。科普可能就是描述这种情境的，这个时候的科普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做法，政府和科学共同体是科普的源头，是信源，而公众则是科普的终端，是信宿。科普的这种单向性也是科普受到批判和质疑的原因。而传播则意味着双向性，意味着交流和互动，因而科学传播比科普听起来更容易让公众接受，因为它把公众看作是对等的一个伙伴和参与者，而不像科普那样把公众看作是被动的接受者。

从使用频率上来说，或者说从使用习惯上来说，虽然有主张用科学传播替代科普的看法，人们在习惯上更容易接受科普，科普也成为一个口头禅。比如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帖子，求xx的科普，或者说我们来科普一下xx，但是很少有人说求xx的科学传播，或者说来科学传播一下xx，这当然和语言习惯有关，习惯成自然。当然有时候科普也成为了一种标签或者一个符号，有些时候说的东西未必是科普，但是却冠上了科普的名号。还有就是科普后面可以跟着其他的词，比如科普宣传，其实科普和宣传应该是两码事，不知道谁发明了科普宣传，科普传播，科普教育等等一系列词语，给科普带来了一些麻烦。这也可能是让科普这个词语得到一些批判的原因。

从翻译的问题上来说，科普对应的是science popularization，这个词语肯定是存在的，也有人考证过，石顺科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同时在如今的一些学术论文中也时常可以看到science popularization这个词语，特别是拉美地区的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同时英文的popular science有时候我们也翻译成科普，而不是大众科学，所以国外的科学图书，我们往往会翻译成科普图书，而不是科学传播图书。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科普这个词语的流行也和翻译有关系。在比如，gene被翻译成基因，GM被翻译成转基因而不是基因修饰，super bug被翻译成超级细菌。这些方面，有些时候存在着先入为主的概念，superbug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词语首先被媒体所采用，而后科学界才跟随其脚步采用了这个词语。还有一个就是sciencewriter被翻译成了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学作家，这其中存在着语境和社会情境的关系，所以要主张用科学传播取代科普的话，还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后从范围上来说，science popularization与science communication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顺序性，就像《也说“科普”是否过时》一文中说过的那样，所以在国外的话语体系中，科学传播必然包括着科普，科学传播是对科普的拓展，从单行道变成了双行道。传播中有科普的成分，而科普中则不包括传播的成分。但是从国内来说，科普这个词语的社会语境要比科学传播宽泛，因为科普已经不再单纯地是一个传播方面的词语，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语，就像上文说的那样，求xx的科普。科普的外延要比科学传播大，科普包括科学传播，但是这并不是在学术的语境下来进行探讨的。科普这个词汇成为了大众化的一个口头禅，而科学传播听起来就是文绉绉的，所以科普这个词语受到质疑，也可能和科普不仅仅用在了学术讨论上，还用在了日常生活中有关。

还有一个值得并需要指出的地方，那就是科普往往涉及到的是知识的普及，普就是普及，而普及的往往是知识，而传播呢，除了知识的普及之外，还包括在知识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态度，方法，精神，理性等等。所以科学传播比科普更学术化和正规化。

再有一个地方就是，一提到科普往往是一项工作，而科学传播更多的是和研究、学术相关。科普和写政府报告（government report）有关系，科学传播则和学术研究有关系。

目前在学术研究领域，科学传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要大大超过科普，虽然国内也有很多会议冠以xx科普会议，或者科普xx会。但是从规范学术研究，加强国际交流等角度来看，对科普和科学传播进行必要的区分还是有利的。当然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谁更适合哪种情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