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对话

在开口之前，必须学会倾听。要让你自己被别人理解，你首先要理解别人。（Annamaria Testa）

如今，社会不再给任何人包括科学家，签空头支票了。就像一个已婚人士一样，公民希望在一个决定做出之前先征求自己的意见（或者被告知）。实际上，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共同做出的。这适合于任何形式的决策；无论是进行乳腺透视，建设垃圾焚烧厂，还是建造核废料垃圾场。

在斯坎扎诺（Scanzano）建设意大利国家放射性废物填埋场这个争议性项目之类的事件告诉我们，你不能简单地做出决定，然后宣布并且为这个决定进行辩护，因为这最终意味着放弃了这个项目。今天需要的是一个征询民意的清晰的项目，在征询民意过程中项目相关的问题不应该单纯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相反，公民的声音需要被听见，并且在考虑他们需求、不确定性以及存在利害关系的价值的情况下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甚至有可能会找到另外一种技术方案。让我们看一下英国在通过法律管制干细胞实验之前做了哪些事情：在通知且咨询了所有主要相关社会参与者两年后，议会才开始对此进行辩论。

这种对技术做出决策的新方式其实才是科学与社会之间传统的“契约关系”危机不断扩大的预兆。过去，社会可能或多或少地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科学：“我（社会）会支持你（科学），而你也会给我带来益处；你做你的，我完全信任你”。

但是如今，社会至少想知道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并且有一个网站至少可以清晰且完整地展示这些预期。同时，它还希望你把这些解释给儿童，也许是通过展品或者电视节目，并且给承认提供一系列有用的服务，就像美国较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所做的那样。此外，如果这些研究会产生潜在的危险性技术或者设计到了伦理问题，社会还希望自己有发言权，但是它特别希望确保科学家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不仅仅是对科学负责，同时对公众而不是其他群体，比如企业，更关注。

即使是含蓄的，科学和社会之间的新契约在决定什么实验可以/不可以在实验室里开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科学家现在必须（向社会）解释他们想开展的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他们遇到了其他类型的问题，比如生物伦理（bioethical），他们可能会发现必要的经费支持或者开展特定类型研究的许可被否决了。在这种新的情境下，你自己的空间是需要进行协商的，为了协商，你就必须进行传播，这意味着彼此了解且交换看法。

对科学的传播不再是简单的扩散（dissemination）了，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生产着被所有人接受的知识，信息，态度和新的实践。科学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方面都想有自己的发言权，包括媒体，科研机构，环保人士，各种疾病患者组成的协会，以及公民委员会。而他们通常都是正确的。为了保住权威性的声音，科学不得不确保获得社会的信任，这种信任是通过相互的理解—而不是通过单纯地阐述事实，无论这些事实是多么无可辩驳，更不要说权威的陈述了—而获得的。就像在婚姻中一样，信任必须通过努力付出而得到，但是信任也很容易丧失；一旦发生了一夜情，那么信任也就一去不返了。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个人都承担着这份责任。

一方消极行为的后果—特别是如果另外一方没有强烈且公开地同他们划清界限的话—就会损害整个共同体。

为了创造一个忠诚且互相信任的环境，就必须有交流的渠道，这些渠道通常是开放的，且科学家必须愿意（同社会）进行交流。不仅仅是问“什么需要知道什么”，我们应该问“人们认为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我想说的会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他们知道什么，或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什么”。实际上，如果沟通要取得成功的话，我们需要面对现实，并且面对你想同他们进行交流的人群对这种现实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