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语：“文革”中，在“五七”干校，各类人员处境不同，遭遇相异。我是逍遥派的一员，在干校后期被“连锅端”去。无人批我，我不批人；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不读书，不动脑，吃得香，睡得好，悠哉！悠哉！。本文是对这段特殊经历的忆记。

1971年7月15日，中科院（70）21号文件通知：国务院批准我院“关于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现有科研单位体制调整的请示报告”，同意撤消综合考察委员会、心理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和北京生物实验中心。决定四单位人员“连锅端”到湖北“五七”干校。其后，大家立即行动，进行各项准备，安顿家小，整理衣物行装，未及一月，全部完毕。

8月12，乘火车离京，到达汉口转乘轮船，沿长江支流汉水而上，至汉川县再次换乘轮船，15日到达位于潜江县光华寺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定产物，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968年，在“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建立了一个机关农场，名曰“五七干校”。毛主席对此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五七干校”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迅速大批涌现。

中科院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初。干校所在地原为劳改农场，位于江汉平原，与石油部的“五七油田”毗邻。

第一批下放干校的人员不多，其中综考会仅6人，由老杨带队。其后，又分数批前往。成立之初，除一望无际的大田之外，一无所有。自己动手盖房、修路、打井、挑水、担粪、种庄稼。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伙食差，肉极少，就连青菜也是定量。身体严重透支。

两年多以后，当我们到达之时，干校已初具规模，砖瓦宿舍成排，道路纵横，有自来水，有器材库、有养猪场、养鸡场……。对于我们后来者，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下放“五七”干校的学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有“走资派”，有“反动学术权威”，有“黑五类”，有“现行反革命”，有一般机关干部，有普通科技人员。综考会属于“连锅端”单位，所以几类人员俱全。在一般机关干部和普通科技人员中，又有造反派、逍遥派、保皇派，即左、中、右三类。当时，我大概是逍遥派的典型。既不会遭到造反派的批判，也不批判“走资派”和“保皇派”。属于“开会不发言，跟着喊口号”的那种人。不过，对问题还是有想法的，尽管有的想法对，有的想法错。

“五七”干校为军事化管理，按营、连、排、班的建制编队。综考会为三连。除继续进行“斗、批、改”外，每个班都有劳动任务。我所在的班负责管理养猪场，为“五七”战士改善伙食。

此时，“文革”初期的疯狂已不复存在。每天上班后，除政治学习，开批判会，讲用会之外，就是在班长康庆禹的带领下，切菜、剁菜、煮猪食；一天两次，天天如此，没有例外，因为猪需吃饭，要长膘，“五七”战士要吃肉。当时亦非昔日可比，每周都要杀一头猪，天天都有肉吃。一个训练有素的屠夫，杀猪时往往是一刀毙命。有一次，一位“五七”战士自告奋勇，操刀杀猪；一刀捅入，猪没有死，几经挣扎，摔在地上，爬起来就跑。大伙猛追，将其再次按倒，抬至装有一口大铁锅的灶台之上，实施二次屠宰。猪厉声嘶叫，痛苦之状不忍目睹，人亦为之动容。围观者，有的以背相对，有的转身离去。可见，即使在他杀、自杀司空见惯的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人心还是向善的。

当时干校吃的是自来水，水源来自地下。9月初，水泵房的2个管理人员期满回京，干校负责人让综考会选派1人，凑巧看中了我。偶然之中，寓有必然。原因大概有二：（1）我是逍遥派，从“文革运动”角度看，毫无作用，属于可有可无之人；（2）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在领导眼里，还算忠诚老实、认真负责，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类。与我同时来到水泵房的是生物实验中心的曹少奇。

水泵房由一个建有蓄水池的院子和有三个房间组成。西边的一间是抽水机房，东边的一间是宿舍，中间的一间，先前空着，后来安放了一台大型柴油发电机组。供水设备主要由抽水机和蓄水池两部分组成。我俩的工作就是将地下水用抽水机抽到蓄水池。靠重力作用将水输入管道，自然流到各个安装了水龙头的地方，包括：食堂、宿舍门前、露天浴所，等。俩人轮流值班，只要蓄水池满，就算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时间特别充裕，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偶尔停电时，综考会动能研究室的老段即来发电，启动、运转正常后，由我俩看管。机器声轰隆、轰隆，噪音极大，夜间难以入眠。好在并不经常停电。

当时没有读书的气氛，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外语书和专业书不想看，也不敢公开看。据说，有位有识之士，偷偷看英语，被好事者发现告发，遭到批判。我的搭档，晚上有时躲在蚊帐之中阅读英语，我羡慕他的求知精神，但没有他的远见卓识，觉得此时老大哥已从密友变成死敌，所学俄语已无用场，也没想过再花费精力去学英语。单位已经撤销，前途渺茫，今后飘向何方尚且不知，学其何用？

人不能整天闲着发呆，总要干点事情；这么多空余时间怎么打发？面对现实，找点自己喜好的事打发时间，是最佳选择。首先是熟悉水泵房的各种机器，了解它们的性能，确保及时安全供水。有一次，我俩把一台不用的水泵拆开，了解它的构造，恰好被一位干校管后勤的负责人看到，以为我们在维修机器。据说，后来在某次会议上还表扬了我俩，真是有趣。这段时间，我将高中所学的电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动手能力大增。没想到，十年后到内蒙古草原站进行光合生态研究，面对各类电器设备，干校所学居然再次派上了用场。正是有失必有得，但毕竟失比得大的多得多。得不偿失，无如之何！

没多久，对现有的设备和工作都熟悉了，我们又想法设法找别的事干。

一是做木工。我与同事一起到潜江县城，买了锯条、凿子、扁铲、木锉等，好友汤火顺给了我一个他自己做的刨子，工具基本齐全。我踅摸了一块柞木，学做马扎。先把木头锯开，然后刨平，接着打孔，锯榫，安装，涂清漆，晾干，订上帆布带，马扎就做成了。后来，制作项目逐渐增多，什么木槌、锯架、木质台灯、笔筒等等一应俱全。其中，马扎用处最大，是干校不可缺少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在露天广场开大会，有了它就不用再席地而坐，十分舒适；洗脚、干活也离不开它；“五七”战士几乎人手一个，使用率极高。后来，这个马扎随我来到了北京，是我生活中使用时间最长的物件。

二是干铁工。水泵房旁边的铁工房内，有一个铁砧子。我们利用这个铁砧干起了铁工-仿制煤油炉。首先借来一个煤油炉，作为样品，然后到垃圾堆收集罐头盒，接下来就是具体制作：用铁皮剪将罐头盒剪开，在铁砧上将其卷成一个个圆筒，再用电烙铁、焊锡焊接……，经过一道道程序，便自制成功。工艺虽然粗糙，但使用效果与购买的没有多大差别。利用自制灶具烹饪，别有一番趣味。入冬后，渐冷，抽水机启动愈来愈难，没有暖气，必须生火加温。为了保障干校用水，我们弄来一个装汽油用的特大圆桶，将其改装成火炉。火力很大，是北京蜂窝煤火炉的数倍，我俩又用此炉干起了铁匠：把钢筋、铁片投入火中，烧红，放在在铁砧上，依据设计进行打造，其中扁铲、木钻头、小凿子、铁锯的锯弓、电炉的外壳、变钢锯条为木锯条，都是这样打制的。

三是当兽医。综考会的沈长江是畜牧专家，全校各猪场的猪，都由他打预防针。我主动请求做学徒，教我给猪打针。没想到，给猪打针比给人打针难得多，要求稳准快。首先要偷偷地靠近猪尾，乘其不备，猛然将针头插入猪屁股的肌肉之中，迅速推入药水，立即拔出，这一连串动作需在瞬间完成。如果第一次未能注射成功，猪受惊便跑，就要在追逐中进行，不仅耗费不少时间，而且人畜都会气喘不停。

四是种蔬菜。水泵房的前任管理人员，在蓄水池所在的院子里，种了点西红柿之类的蔬菜，我俩一并接收，继续浇水管理。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成熟，品尝着劳动所得，喜在心头，乐在眉梢。

水泵房，犹如一个嘈杂闹市中的世外桃源，有人过问，无人干扰；伙食好，干活少，心广体胖，体重日增；比1970年赴云南紫胶考察归来时长了20来斤，达到了我的历史最高水平。这种情况，出乎我的预料，别人也难以置信，但这确是事实。这也许是特殊条件下的一

种例外。

刚到干校之时，正值盛夏，奇热无比。我们男学员，不顾不雅，整天穿着短裤背心，还是感觉不爽。很想到河沟或水塘泡泡，但又不敢前往，因为此地血吸虫病猖獗。前两年发水时，不慎进入水中者，有几人便得了此病。据说血吸虫三秒钟即可由皮肤进入血液，所以五七战士戏谑血吸虫病为“一二三”，形容传染速度之快。所以有人对其畏惧之感，达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为缓解炎热，我们只好在用农作物秸秆围成的洗浴场所淋雨，一天2次，十分惬意。冬天，温度并不很低，但湿度特大，所以感到相当湿冷。在北京，冬天穿上毛裤即

可，但此时不得不穿上闲置多年的棉裤，否则，难以忍受。

干校有一个操场，是“五七”战士召开大型批判会，传达中央文件和首长讲话的地方。有一天，突然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了“九一三”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一个个迷惑不解，一头雾水，陷入沉思：四十多年的亲密战友为什么会分道扬镳？好端端的一个写入党章、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为什么会抢班夺权？“一贯高举”、“一直紧跟”的中央第二把手，为什么会乘机外逃？其中有何奥妙?？尽管传达了文件，大家还是疑问重重，有云遮雾罩之感，但开会时大都缄口不言。自此以后，革命热情一落千丈，疲沓者、迷惘者、反思者日众，逍遥派的队伍日益壮大。

12月，有消息传出，“连锅端”单位快回北京了，水泵房将由解放军接管。我心里有点嘀咕：来到干校数月，没怎么参加体力劳动，能够从干校毕业吗？于是，主动提出调回连队，再锻炼锻炼。但干校后勤领导却想让我到仓库当管理员。我婉言拒绝，原因是怕这样下去毕不了业。这种奇异的思维，也只有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年代才会产生。这一年的最后一天-31日，我如愿以偿，回到了三连，继续养猪。此时，我们原来班、排的人员依旧，只是连长已由二连（化学所）调来的老革命白杰夫担任。

在干校期间，极少外出，在我的记忆中，在干校的八个多月，仅去过一次潜江县城，一次“五七油田”，一次油田第一医院，还到中央民族学院干校所在地王场，通宵达旦地看过一次《山本五十六》等内部电影。此外，离干校前夕，去了一次沙市，在长江边，同事章铭陶给大家摄影留念。

1972年春节前后，放假一个月，让大家返里探亲。归来后，未过2个月，综考会的所有人员便全部返京；时间是“五七指示”发表六周年前夕，即1972年5月6日离开干校，7日到达武汉，8日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