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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杰：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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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划：李存富 中国科学院网站主编、科学时报首席编辑
主持人：段 煦 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先生，请他谈谈如何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这个问题。李所长，近年来，计算技术研究所连续五年都有重大成果入选年度十大科技新闻，如龙芯1号、2号，曙光超级计算机等成果。请问李院士，是什么原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使计算所取得了如此大的变化?
李国杰：计算所连续五年取得入选十大科技新闻成果，这在科学院各研究所中不多见，全国也不多见，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首先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他跟过去技术的积累有关系。这五年取得成绩这么集中，我觉得首先应当感谢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因为在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引下，科学院更加集中做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一些研究，而且国家863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都给了我们较大力度的支持，比如说像CPU芯片，原来很多人不敢做，这五年，在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首先支持以后，863也给予支持，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有上亿元经费，这也是相当大的支持强度，没有这种支持强度我们也不敢做。计算所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后，找准了定位，做具有战略性的一些大事。在科学院和科技部还没有支持之前，计算所自己拿出将近一千万，拿了将近我们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科学院给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大概是2000万左右），我们投入这么多经费搞这个项目，这种事情在过去是没有可能的，过去所长手里没钱，也不可能预先支持一些战略性的项目，这五年的成绩除了我们努力的结果，知识创新工程贯彻三性的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主持人：计算所即将迎来他的50岁生日，所里最近贴出一则“计算所建所五十周年征稿”的启事，您作为跨世纪的所长，此时此刻有何感慨？如果是给您一篇题为“国立科研机构如何发挥骨干与引领作用”的命题作文的话，您又谈些什么内容呢？
李国杰：计算所今年是建所50周年，确实是一件大事。半个世纪以来，计算所的科研人员为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有很多都载入了史册。到中华世纪坛去看，那上面铭刻这建国以来四项计算所的成果，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等等，都出在计算所，这是它对国家的贡献。计算所经过很多探索，包括科研体制的探索，这中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我现在回顾来讲，要我讲的话，关键是怎么样真正地体现党中央对国立研究所的要求，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有执行的问题。首先你承不承认国立研究所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的骨干，能不能起到引领作用，这两个事情实际上国内并没有形成共识，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承认，不认为计算所这样的单位能够起到骨干和引领的作用。事实证明，在过去历史上，在许多行业里面，科学院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所，确确实实起到了引领作用。在我们做曙光一号之前，国内做一台机器需要七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八年前设计的东西到八年以后基本上过时了，基本上没有办法推广了。曙光一号只花了一年的时间研制，国家投入200万，但是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在新的开放环境下，怎么研制计算机的新路。这条新路引领了很多人，很多单位也开始这个做，后来我们做曙光1000大规模的并行机，也做了集群系统，所有这些都是第一个做的，第一个做了以后，就带领了计算机界的很多人一起来做，跟上去，从计算机领域来讲，中科院计算所确确实实起到了引领作用。做芯片更是这样，计算所没做芯片的时候，一片声音都说中国人不能做，这个太难了，我们做完了之后，做给你看，证明这个东西是能够做的，引领作用很明显。回顾计算所50年来的历程，我的体会是，每时每刻都不要忘记，作为一个国立研究所，一定要起到引领作用，不能跟随，不能做跟企业一样的事情，甚至走到企业后面去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办。
在国家科研上发挥骨干作用，就是要解决科技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科技方面如果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国家找谁呢，就要找国立研究所解决一些核心问题。像这些大型的计算机，你找一般的企业做，开始他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利润，他可能不愿意做，但是对国家来讲，他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跟信息安全、国防安全都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类似这样的国家一些战略性的需求，他不一定完全是以经济，赚钱来衡量的，这种事情计算所必须要做。最近我们强调要做低成本的信息化，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把信息化的成本降低，使更多人受益。50年的历程用一句话总结：计算所永远都要起骨干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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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低成本的信息化，您以前在媒体上曾经说过，互联网设备应该朝简单便宜的方向发展，您的观点是这样的，咱们目前计算技术研究所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李国杰：有很多人认为，低成本信息化好像就是降价，而且有人跟我算过这个帐，有人从网上给我发信，你知道存储芯片多少钱一条吗，把元件加起来就两三千元，你怎么能做出来1000多元的计算机？低成本计算机不是简单的降价，也不是拿市面上买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质量比较差的器件组成一个机器，不是这样的。要从根本上考虑我们信息化实有没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个测试，每天上班的时候，计算所的人都在用计算机，计算所大概有一千多台微机在用，我们有一千多个员工和学生，但是我们发现CPU的实际利用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几，不到10％，90％的CPU都闲着的。我们发现，如果换一种思路，把CPU和存储器分别集中管理，提供计算能力服务，也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这样，更少的计算资源也能把这个事情完成，这不大大降低了成本？现在我们一批人在做能力服务器，我们要把信息化搞成像供电一样的，我们电就是一插电就来了。我们现在把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信能力放在后台上，用户需要什么能力给你提供什么能力，这样一做以后，你的单位需要多少能力就购多少能力的服务器，这是一种新的体系结构，新的一种思路，也算是一种原理性的创新。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走，应该说会使我们整个国家的信息化成本会大大降低。且不用说花多少钱，光用电都用不起。如果每个人一个PC机，将来五、六亿人都用，光提供PC机的用电，我们国家就需要建五个三峡电站，信息化需要如此高的能耗，怎么能实现呢？我们计算所要做低能耗的计算机，像我们龙芯芯片做出来以后，功耗只有一般芯片的1/10，用我们龙芯芯片做的计算机，半个三峡电站就够了，这都是我们国立研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知识创新，人才先行。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人才具有自主创新的能力，计算所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李国杰：人才是个老问题，很多人谈了很多遍了。对于我们搞科研，像计算所这样做一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的人，和企业的科研人员要求不太一样。我们是一个国立研究所，和大学也不完全一样。研究所的创新人才，他的构成和大学、企业都不一样。大学里面的科研工作方式是一个教授带几个学生，按照国外的讲法，叫PI制，就是课题负责人制，。主要承担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有成果后发表文章，有多少教授就有多少课题组，基本上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创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出一些原始性的创新，出一些基础性的成果，这是可以的，也是学校里面基本的做法。但是如果科学院也是这样做法的话，很多重大的项目就没有办法承担。科学院需要有一种团队的精神，所以在计算所这个环境下，除了有一些人，大概20％左右，有点类似大学的模式，有一些小的课题组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是自由探索型的，自己定题目，自己去摸索为主。但还有相当多的人，至少一半以上的人，要拧成一股绳，要有一个团队，他要上百人一起做一件事，做龙芯也好，做曙光也好，都是这样。其中有相当一批是做工程的，有很强的工程任务。创新人才的组成在不同单位可能不一样，有些单位工程更多一些。不管是做工程的还是做前瞻性研究的，都是需要创新，不是简单地执行。如果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完成任务，那就跟企业上班的工人一样的。科学院做的工程任务，有一个目标，但开始是没有答案的，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分析，自己去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然后按照这个方案去做。这个方案是我们自己做的，不能抄别人的方案去做，这需要设计新的系统，有新的思想。现在一般讲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中央在科技大会的提法。按我们计算所的理解，所谓集成创新，不是买一些散件攒一个东西出来，我们理解集成创新是系统级的创新，是对系统本身进行创新。怎么做一个系统，也是一门科学，与单独做一个部件不同，是另外一门学问。系统是很复杂的，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计算所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做系统的研究，这应该也是一个创新的领域。计算所对创新人才的要求，除了大家讲的，要比较聪明，智商比较高等之外，更需要的素质是要善于发现问题。在我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计算机领域的大学者，不是会找答案的，而是会找问题的科学家。科研过程中经常要想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做这个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要善于从应用中找到问题，找到问题以后，再去找答案。如果问题是别人提的，你只是去找答案，这跟学生做家庭作业差别不大了。很多研究生缺乏这种锻炼，所以我们在计算所要花很长时间，培养研究生学会找问题。
网 友：媒体对您的评价是重要项目交给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尽管成败与否还是个未知数，龙芯的例子就是这个例子，请问年轻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是网友的一个问题。
李国杰：敢不敢把一些重要的项目交给年轻人，这对我自己来讲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来讲，对年轻人不放心，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对这件事情，要区分不同任务。比如说修三峡大坝，如果说找一个从来没修过坝的人，当三峡大坝的总指挥，这恐怕是不妥的。因为这是一个千年大计，要十分谨慎。这种工程是不能失败的，大坝要给下游上亿的人保一方平安，如果出了问题是大灾难。工程性很强的任务，应考虑用有一定经验的人做总指挥。即使工程性比较强，有些进步很快的年轻人也可以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像我们神州六号发射的有些总师也比较年轻。
龙芯和曙光机的研制需要较多的技术储备，项目负责人必须明白计算机是怎么一拍一拍工作的。再一个，他要有事业心，有一股激情，有很强的责任心，让这样的人做是可以放心的。龙芯开始做的时候，我也犹豫过，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把这个事情交给年轻人负责看来还是对的。倒也不是不管成败如何，因为当时我们在做曙光的时候，条件比做龙芯的时候还差。我刚到计算所时，我招的一帮做曙光机的人，几乎没有人做过机器，都是用过机器，都是机器的使用者，拿机器做应用的，机器怎么造出来的都不知道，所以把他们招来之后，花了两年时间集中分析操作系统，分析Unix操作系统。分析两年以后，就明白机器是怎么工作的。我的一个朋友叫李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终身教授，当时他跟我说，你要对年轻人表示出有一点点犹豫，你觉得怕他们完不成任务，大概你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你必须相信他们，只要你相信他们，这个事情就能做成。后来我派一支小分队到美国研制曙光一号，出发之前开了个会，我说你们虽然没有做过机器，但是你们经过两年的分析已经明白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只要给年轻人打气，说他们能完成任务，他们就有充分的信心去做，一般讲真是这样。当然年轻人也不能乱找，要看准有基础、有事业心、有责任心、有激情的年轻人，这样的人大概就有希望把任务完成。
主持人：您谈到责任感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您也曾经提醒过，作为科学家，在反映自己意见时，应该有更强的历史责任感，避免站在自己的课题和专业角度，而忽略整体和长远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素质才能避免，如何去避免呢？
李国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老一点的科学家而言的。现在我们国家做科研规划也好，做决策也好，制定法律也好，相当的民主。有些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实际上你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共产党在制定政策，制定法律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民主。我参加过好几次法规与政策的起草过程，定一个政策，甚至发一个通知下去，都要讨论二三十次，修改二三十稿。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专家，都有渠道向上级去反映 意见，尤其像院士这个层次的科学家就更多了，所以提案建议很多，包括跟国家提干这个做那个，上什么项目，国家出台什么政策等等。我在文章中讲，要站在全局高度的时候，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任。因为领导是主管全局的，他会看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如果你的意见是片面的，只站在自己这个角度，屁股指挥脑袋，只看自己那一点点事，每个人都这样，领导就给你搞糊涂了。每个人都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真正拿出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提案给领导人。不然的话你是在干扰，我觉得每个人给中央领导写信也好，提建议也好，要十分慎重。要抱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不能很片面地站在自己某一个角度上，最好多找一些人共同商量，包括经济学家共同商量，这样对国家比较有参考价值，对国家的作用更大。
主持人： “要在重大科技攻关中做到攻必克战必胜”，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李国杰：我们每年都承担国家的一些大的科研任务，如果这个任务目标很低，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指标，这样的任务对国家意义也不大，企业也能做。如果我们比企业做出来的成果强不了多少，意义就不大了。如果这个目标是比较难的，别人认为都是达不到的，经过我们努力达到了，你做到了常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这才是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储备。过去有一批人长期做这个工作，不是临时叫来做，不是现炒现卖这种做法。我们做龙芯这批人，在做龙芯之前做了十年的基础研究，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胡伟武当时做虚拟共享存储器，他曾经写了一个软件，开放了源码，那个软件名字叫JIAJIA，因为他女儿的名字就叫佳佳。现在二三十个国家都在使用，例如前不久美国一位知名大学的教授到计算所进行合作，她是世界上研究存储系统最顶尖的科学家。我说计算所学习别人的开放源码技术比较多，但是我们开放源码向外公布的还不太多。她说：“不是这样，我们就在用你们的JIAJIA。”可以说顶尖的科学家也在用计算所的技术。我讲这段话是说我们的科学家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对计算机每一拍如何工作都十分较清楚。这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条件。第二点，要有自信心，不能还没做就泄气，老觉得难。我们经常讲：“事非经过不知难。”老拿这个教育年轻人，认为青年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但实际上有些事情是往往还没做就担心做不成，这叫做“事非经过不知易”，这种“易”是长征过后感到“万山千水只等闲”的易。当然，做研究的时候要非常仔细，要非常精心的安排，而且要有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只有这几点结合起来，而且有储备，就能做到攻必克战必胜。但是我也要提一下，年轻的同志有时候年轻气盛，所以定目标也要实事求是，太高的目标定了以后完不成，不是你没努力，可能是确实当时定的目标不合适。
主持人：上世纪80—90年代，计算所通过创办联想、曙光等高技术企业转化成果。您对研究机构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怎么看？计算所是如何做的？进入21世纪，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计算所技术成果。
李国杰：这件事是很大的问题。前几天北京市技术市场办公室牵头在清华开了一次高层论坛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主题报告，就讲关于技术转移的。笼统地讲，技术转移应该是整个自主创新体系里面很重要的环节。现在很多人在讲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时候，不太讲技术转移了。现在宣传一个企业的成果的时候，往往都讲这个成果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用人家一点点技术，也就是不接受任何技术转移。类似这样的宣传，多多少少都有点片面性。实际上大学、科研单位的技术转移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这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动力，包括美国在内都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不正常，科研单位和大学，从研究到开发，一直到商品化、办公司，这条线全走完，而企业只做后面一点点，只做商品化，R＆D做得很少，。国外是R、D，C每一节都有人做，各有各的责任，“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不太接受接力棒这种方式，喜欢一竿子插到底。这在根子上是对交换和分工的作用不太理解。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进步就是靠分工和交换，如果把分工打乱了，整个国家的科研结构严重后端化，前面的工作没有人做，大学和科研单位做了很多不该他做的事情，做了很多企业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的弊端。最近这几年我们做龙芯和曙光机，我特别注意把计算所的定位搞清楚，计算所一定不能跟企业去抢事做。企业做得很好的事情，我们计算所不做，我们做三性研究，就是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商品化的开发，产品性的开发，让企业来做。现在计算所有一个系统结构研究部，这个部和曙光公司的责任要分开。比如说，计算所要研制曙光5000，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创新，包括芯片和体系结构的创新。曙光公司就要分析，在曙光5000的原型中，哪些技术是特有的，哪些技术是可以产品化的，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计算所的技术，做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市场真正接受的规模化的产品一定是出自企业，绝对不会出自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也要从大学和科研机构里面找到他需要的技术。现在我们很多科研成果里面，许多是一些公共的技术，是大家都明白的技术，比如教科书上的，或者是一些产品白皮书上讲的技术。这样的技术企业拿过去是没有竞争力的。你必须自己研究以后，有单独的专门技术，一般反映在专利里面，企业一般要从你专利里面找技术。
主持人：进入21世纪，如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辐射计算所技术成果。
李国杰：现在技术转移和技术辐射这两个词用的比较多，这两个词多少有一点差别。技术转移一般讲是有偿的多一点，就是指专利许可，比如说我们最近许可国外的公司，用我们的龙芯CPU技术，他要交给我们许可费的，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叫技术辐射，比如计算所曾经在网上公布了一二十种成果，我们把这些技术公开源码，成果公开，希望它辐射出去，很多单位下载，有些被下载几万次，这样效果也很好。公开的成果并不是水平低的成果，不是的，有些成果也是领先的，有很高的技术。我们觉得大众来用更合适，辐射更合适，就辐射出去。以后要形成大规模的产业，有几种办法，辐射以后，让很多小企业都起来，像雨后春笋式的长出来一大堆，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是找龙头企业，大的企业，转移一些技术给他，这些技术通过大企业来做龙头单位，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总而言之，现在科学院党组不光提一般的成果转化，而是强调成果的规模产业化，一定要成规模，要形成主流产品。
主持人：今年年初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界迎来了一个创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的自主创新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国家也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您作为所长，您同时还肩负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重任，您对企业的创新发展怎么看？
李国杰：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人是在误读全国科技大会的精神，他们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国家是以大学和科研单位为主体，开了科技大会以后，现在变成以企业为主体了，大学科研机构不再重要了。只要把国家的科研经费交给企业，企业承担科研课题，中国的科技就发展起来了。”我觉得这种认识没有真正理解中央讲的企业为主体的意思。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整个自主创新笼统讲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叫知识创新，也有人叫科学创新，他主要是创造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另一部分叫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把科学转换成一种技术，再把技术应用起来形成产业，实际上是技术知识的产生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前面这一块说知识创新也好，科学创新也好，肯定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后面技术创新这一块，是企业为主体。对我们国家而言，这两个创新也有个重点，真正对经济有影响的是技术创新。光是科学创新搞得好，技术创新不行，国家是强大不起来的。
我们讲创新虽然有两大部分，我们要花更大的精力注意技术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怎么理解？我理解好像买卖东西一样，有卖方和买方，如果是由大学和科研单位决定做什么产品和研究什么技术，做出来后不知买方在哪里，拿着成果到处推，求企业接技术，接产品，这就是以大学或科研单位为主体。对技术创新而言，应当倒过来，由企业来定义要做什么，根据市场的需求，企业来定义这个产品的功能和性能，这叫做新产品的定型。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所谓以企业为主体，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企业有能力自主地决定他要做什么样的新产品，这个新产品应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性能，应采用什么技术。在做这种决策时，可以考虑有些技术从国内大学或科研单位转移，甚至购买一些国外的技术，但技术上不能受制于人。企业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企业也明白大学与科研单位有什么技术，哪些他需要的技术能从你这儿拿到，哪些是市场需要的技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定义新产品。这样一来，技术转移是以企业吸收技术为主，不是以推技术为主。哪一天我们的企业能够比较主动地到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找到他需要的技术，企业的主体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企业缺这样的人才，缺这样的能力。所以很多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是模仿的，是参照别人有什么东西卖，我再依葫芦画瓢。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本身需要努力。除了加强投入、加强技术应用之外，也要善于从大学和科研单位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要求我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要从现在的50％降到30％，这个要求如果倒过来理解就错了。有人以为既然对外依存度是30％，那么70％的技术都应该是企业自己产生的。不是的，因为那个对外依存度是指的对外国，70％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指的是在国内的科研单位和大学产生的技术。企业也许只有一半，甚至更少，有一部分要从大学和科研单位拿，这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体系。如果要求100％都是自己的，或者刚才讲70％都是企业自己的，这样是不合理的。某些个别产品也许可以“完全自主”，整体来讲是不对的，这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原则。
对于技术创新，科研单位和企业应当是一个整体，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从我们做高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来讲，要考虑你做的东西企业是不是感兴趣，要善于发现什么是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当然有的东西也要从长远着想，从原始创新做起。对基础研究而言，有些东西做的时候，不一定明白将来会怎么用，但是科研机构中应有一部分人做技术开发，要逐步使目标变具体。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做根本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的研究，这是不行的。包括我们研究生，我们也要强调做论文研究的动机，你做的东西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清楚。如果你做的东西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用，这就不是技术创新。
主持人：目前，多数大学和科研单位做着与企业同一层次的研发工作，距离没有拉开。按照创新体系的合理分工，国家科研机构不应与企业争“市场”，这是您的一个观点。应从企业能做的技术研究中退出来。考核科研单位要看科研成果的辐射面，而不是一般的成果转化。请问李院士，在这方面，需要哪些政策上的引导。科技人员又要具备何种素质才具备作这个层次上的研发。
李国杰：这是体制上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刚才我讲过了，科研单位和大学的战线拉得太长，从头到尾都做，而且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把基础研究当做前端的话，商品化和应用开发就叫后端，目前我国科研体制的弊端是科研严重后端化。如果倒过来看，把基础研究叫后端、应用叫前端的话，我们现在就是科研工作前端化。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踢足球。最近大家不是在看世界杯吗，世界杯看完以后，发现踢得好的队有很好的布局，几个人前锋，几个中场，几个后卫，每部分球员都很到位。我国目前的科研布局好比是足球场上最奇怪的阵势：我们几乎都要做产品开发，都是前锋，大家都冲到第一线，中场、后场几乎没有人，这种格局严重不合理。所以现在企业和大学，应当特别注意自己的分工，尤其像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如果我们跟企业在同一个层次做，真做不到像企业那么好，因为他们更了解市场，产品除了功能之外，还要求可靠性、可用性，外观比较好看等等，这方面我们是做不过企业的。科学院一定要做一些比企业、比目前产品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就是下一代产品，甚至下几代产品的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研究。国家应当在出台科技计划时就定好合理的目标。目前我们的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有些任务的目标不太合理，没有前瞻性，所以做出来的东西，跟企业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更加能产品化，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很多未来的产品，是需要把新技术突破以后，才能够成长起来的。
我记得企业管理学的书上，有这么个理论，就是把企业分成四类，一类叫幼童，一类叫明星，一类叫金牛，一类叫瘦狗。幼童企业就是刚刚起步的企业，市场增长比较快，但是市场占有率比较小；明星企业市场增长率快，市场占有率也大，一般是拥有高技术产品的企业；金牛企业市场很大，但是增长比较慢，发展比较平稳，企业主要靠金牛产品赚钱，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比较稳定了；瘦狗企业是市场慢慢在萎缩的企业。许多产品都是从幼童走到明星，再到金牛，最后到瘦狗，慢慢就没了。产业也是这样的，有些产业开始作为幼童产业，慢慢到明星产业，再到金牛产业。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要看到底我们的投入应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市场很大的产品，但是增长比较慢，说明这种技术已经不太发展了，我们再把钱投在那些增长比较慢的方向上效果就不好。一般来讲，虽然市场很大，但已经不怎么增长的产业方向，就不必要再投。例如，IBM公司最赚钱的是银行用的主机系统，几乎赚的钱一半都是靠这个系列。现在IBM在主机系统上基本不再投大钱搞研发。而有的产品属于比较新的系列，尤其是那些幼童产品他要投很多钱，虽然这些产品不太赚钱。作为国家来讲，应该更多地支持幼童方向或者是幼童产业。但很多人就不太愿意这样做，往往是看到现在的市场外国人占了很大比例，就想收复这块失去的市场，就决定在这个产品方向上投钱搞科研。实际上这块市场已经不再增长了，那边正在成长的市场不投，结果是在这边抢了一点点，那边丢得更大，所以应该更多地支持一些正在成长的新的方向和产业，这是国家在做规划上就要考虑的事情。这样的话，科研单位就有事做了，不然大家都挤在一起。当然，有些基础性战略性的产业，如农业，可能一直是金牛产业，因为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稳定，肯定要持续支持搞科研。
另外，企业在做研发的时候，要逐步增强自己的能力，从商业性开发到工程性开发再到应用基础研究，逐步地往前移，科研单位从产品开发中退出来，这样才能找到合理的分工。
主持人：计算所现在也强调与企业的联合。请问，用企业的钱，需要注意什么？90年代末计算所一度并到联想，后又从联想分出，您怎么看的，一分一合对计算所有什么影响？
李国杰：这是我们对科技发展的一种认识过程，也是科技改革中间的一个探索，可以说是我们科技改革中间一个难以避免的插曲。在80年代，当时科学院的政策是要“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主要是稳住基础研究，而计算所里面搞基础研究的人并不太多，计算所绝大多数人，80％都是属于“放开一片”里面的，所以大量的人下海了，办了二三十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当时计算所人下海，实际上是类似于自谋生路了，并不是真正让科研机构与企业建立一种好的科研体系，没有形成一个创新体系。那时候可能大家没想那么多，有些领导多少有点甩包袱的想法。反正国家不给钱了，自己养活自己去吧。好的一面是，科研人员做的东西更加实用化了，导向上有一定的好处；坏的一方面，把科研工作的意义忽略了，只要有人下海卖东西，东西哪儿来的，是美国来的，英国来的都不管。当时的情况是，企业这边发展比较快，搞知识创新那部分的人比较少，比较容易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企业来管科研单位，干脆由联想管计算所，让联想的老总直接兼计算所的所长。但是这样一做，带来的问题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我们国家以后在进行一些部委大院大所的改革时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国立研究所的改革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有些领导主张国立研究所直接变成企业研究所的理由是：美国AT&T的贝尔实验室、IBM的华生实验室，全世界最大最好的计算机实验室都在企业。这种理由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IBM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都有是企业成长过程中逐步培育出来的。IBM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做科研，投入强度比我们整个国家信息技术研究的投入都大，而我们国家企业是很幼小的，联想公司当时的研究经费投入量可能还不到IBM的百分之一，没有能力支持国立研究所的研究。而且联想主要是做PC的，计算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科研方向，许多人的科研成果，联想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把这些人都养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产生一些冲突。科学院很快就发现了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及时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科学院领导真正统一认识还是在江泽民总书记对科学院题词以后，江总书记要求科学院要做三性研究，即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计算所根据江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在我当所长的时候，高举三性研究的旗帜，主要做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只能放在国立研究所来做，这就解决了计算所和联想的分工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需不需要保持一支队伍做国家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段时间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人认为，根本就不需要，只要企业有研究所就行了，他们认为美国就是这样。实际上不是的，美国有上千个国家研究所，有些规模还很大，美国国家实验室是相当强的。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国家研究所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一直到2004年底，胡总书记非常明确提出来科学院要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国家研究所要起到骨干和引领作用，这才一锤定音。如果有人还认为国立研究所不需要的话，他应该想想他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个认识过程，有时候在探索过程中间付出一定代价也是难免的。我们计算所很幸运，我们通过摸索，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五六年，在知识创新工程的指引下，越来越感觉到国立研究所的活力。
主持人：长期以来，我国信息领域采取的战略基本上是“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难以缩小差距，刚才您也谈到这个问题，自主创新应选择与国外不同的信息产品，只有立异才能标新，目前来讲标新立异的科研项目，多少人能看到他的前途呢，目前的科研体制，能否允许这种标新立异的项目存在，科学家如何才能使标新立异的项目，得到国家和产业界人士的认可，从而得到政策、资金这方面的支持？
李国杰：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国家很多的人在做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和863研究，都感觉到有这个难处。如果你的想法与众不同，很多评委可能会不太理解，可能给的分不高，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但我倒觉得，如果说是由于同行的评议，就会扼杀那些创意，只有领导才能发现黑马，才能支持那些标新立异的人，这恐怕是一种误解。我觉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在一开始提出新想法的时候，别人可能还不太理解，但是在科学界，在搞科研的队伍里面，除了少数学霸有意扼杀一些新生事物之外，总的来讲，整个科学界的氛围，应该说还是比较民主的。在同行评议中，由于同行评议扼杀新生事物不是主流，。应该相信科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特有的生命力，这个共同体在全世界已经存在一两百年了。实践已经证明，在这个共同体下是能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要以为科学家一定是互相扼杀的，只有领导才能发现人才。另外，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在蒙骗领导，有些人把一些假的东西，伪装成创新去蒙骗，这样的人恰恰蒙骗不了科学家。领导对所谓标新立异的东西要打个问号，不要轻易上当，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信息界已经发生多次。
主持人：有媒体引用您的话，“创新跨越，就象刘翔那样跑100米栏一样，要大胆地往前跨，一下子抢到别人前头去”。这种硬碰硬地和别人角逐的方法，除了在心理上要有必胜的信念外，在具体实施的操作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李国杰：这不是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曾在文章上讲，创新跨越很难像刘翔跨栏那样，硬碰硬地超过人家。大家一想跨越就想到跨栏，一想到跨栏就想到刘翔，你跨一个栏我跨两个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实现我觉得不是太容易。第一我们不是同步起跑的，别人跨第一个甚至第二第三个栏时，我们可能刚刚起步；第二、从“运动员”来讲，我们的素质、我们的体质等各方面不会比别人强很多，别人也不笨。这种情况之下，科研领域硬碰硬去拼，在直线上去超过人家不是太容易，何况我们是后来者。我赞成的是，在发现别人要拐弯的时候，你就走一条捷径，叫做另辟蹊径，要在拐弯的时候才能跨越。我有次在报告上讲，跨越有的时候是斜着跨，甚至横着跨。这是什么意思？他走两条直角边，你走斜边，大家知道，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你就超了近路。比如我们做芯片的时候，Intel等大的公司已经往上冲的很高了，他主频能做到3个G或者4个G，但是他碰到天花板了，现在再往上做走不上去了，再往上做功耗不行了。他没有办法沿原路走了，他就要想办法拐弯。我们知道，现在许多厂商在做多核芯片，有十几个核的，几十个核的。如果用原来的技术做的话，功耗大得不得了，必须先把它的功耗降下来，要简化再做，要拐弯做。而我们的龙芯CPU即使做几十个核也不会超过100瓦，这就给我们一个跨越发展的机会。我们要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赶紧做，你要一停顿又赶不上了，这是我们难得的跨越机会。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次机会，在十一五期间，有可能把原来落后两代的距离进一步缩短，尽量争取到十一五末的时候，在CPU设计上基本上与国外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键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努力，是不是抓住这个机会了。
主持人：你曾说过， 自主开发不等于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成果不但不一定有知识产权，反而可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这是为什么呢？
李国杰：不少人对自主创新有个误解，把自主开发等同于自主创新，经常有人发表文章上讲，我们这个软件，我们这个产品，每一行程序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有100％的自主产权。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你自己开发的东西，不一定有自主产权。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在科学上是只认第一个，不认第二个。如果一件事情用某种方法来实现，别人已经做了，而且申请了专利，你是第第二个人做同样的事，虽然你可能没看他的专利，你也做成了同样的事，但你仍然是侵犯知识产权。你是无知地侵犯了知识产权，你没看不能成为不侵权的理由，知识产权在法律上就是这么定的。他第一个人先做出来，如果没有申请专利，大家可以共享，申请了专利之后，这条路是他定的，你就要付“买路钱”。制定这种法律的原因，是为了从整体上节省脑力，好去干更新的事情，整体来讲是促进人类发展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熟悉这个东西，也不看人家的专利，经常做研究之前不做分析，先蒙着头做，做完以后，然后再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报专利，这样做的过程中间很可能侵犯别人的专利。
合理的科研方法是，一开始做科研，就要先做专利分析，这就跟打仗之前，在沙盘上做战况分析一样，你要看哪个碉堡是敌人占领的，哪个地方敌人有火力点，哪个地方有道能上去，你必须通过分析找到进攻的道路。路有很多种，有的路叫“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种路上，别人封一个专利没用，他封这边你可以从那边走。怕就怕智取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他先上去了，他设了一个专利，那就完了，他必须得留下买路钱，不然你别做，否则你没路可走，这就是先行者的好处，他找到了非此不可的专利。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分析他这个路是不是一条绝路，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国家很多企业被专利吓怕了，人家一吓唬就交钱，很少想到先分析分析看，你这个专利我能不能绕过，我不从你这儿走，我从旁边走行不行，这样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用交。计算所已做了不少专利分析，我们发现有些人号称他有专利，你根本不用理他，完全可以从旁边走过去。这样的工作我国做得太少，科研工作和专利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一定要把专利实施在科研之前，而不是科研之后。
主持人：有人说，国内研发成本比较高，关键技术也要引进，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国杰：这是开始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的一场争论。温总理请了一些经济学家在会上发言，其中一个观点是，技术和资金一样都能流动，资金从国外可以进来，技术也可以进来，而且有些经济学家研究过，在国外研究一个技术，研究完了以后，你买他的，跟自己花钱去做相比，买比做合算，类似的提法很多。我想可能因为经济学家没有真正做过高技术研究，没在企业干过，干过之后他就知道不是这样的。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在航空领域，有一些CAE软件，我们还没有提出买源码，只是希望把软件买过来装在我们的曙光服务器上，与机器一起销售，外国公司都不同意，做软件代理也不行，他要垄断整个行业。我们不能对买国外的核心技术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企业的本性就是要赚钱，资本的本性就是要盈利。一个公司掌握一项技术以后，他总指望把整个领域的钱赚够，实际上很多关键技术他是不卖的。即使是卖给我们，也未必见得就合算。对技术交易要做精密的分析，有些情况下外国公司不很霸道，买技术可能合算，但多数情况买技术并不合算。是自己做合算还是买合算，要仔细权衡一下，不能笼统的讲买技术比自己做合算。说中国科研人员开发成本一定比国外还要高，这就有点说瞎话了。为什么国外那么多大公司，500强的公司，大量在中国设研发机构？如果在中国研发成本高，他傻吗，他干嘛到成本高的地方来招人做研发，这种判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同时也要指出，由于中国目前许多单位科研效率不高，尽管人力成本便宜，总的研发投入产出比并不比国外高多少。但从龙芯CPU和曙光计算机的研制来看，中科院计算所的投入产出比要大大高于国外企业和研发机构。
主持人：到2010 年，计算所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骨干研究所，成为跨越创新、引领未来的研究所，形成由一个本部核心和分布在全国的若干分部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型研究所。网络型研究所好理解，现在计算所在京外已经有了几个分部。但“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级骨干研究所”如何理解，有没有些量化的指标可以衡量。
李国杰：先讲比较好理解的网络研究所，它有一定的中国特色，这是路甬祥院长总结的，这个词不是我们提的，是路院长到宁波，看了分所以后，他自己总结的。计算所在北京有个本部，重点做战略性研究、基础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那些带有工程开发性质的，跟企业联系比较密切的，如把核心技术做得更加可靠，更加可用的这部分研究，也可以叫竞争前的一些开发，或者是一些产业工程开发，我们就放到设在各地高新开发区的分所去做。总的来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今后若干年内，这两个区域加起来可能要占全国GDP的2/3。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分部是一个战略举措，路院长特别重视。我们将来形成一个网络研究所，大家互相之间也是共享的，而且各有特色，我想这种结构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后会跟企业和地方保持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发展目标。
至于讲到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要比较长时间内朝这方面努力。所谓国际影响，是指我们的研究人员要走到国际上，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专利技术要向全世界转移，开放的技术要向全世界扩散。另外在国际大会上我们做会议的主席，分会主席，一些国际期刊的编委、主编等等。应当做到，在计算机领域讲到某些技术，国际同行们就会提到中国有个中科院计算所做的不错。比如说我们现在做龙芯芯片，做曙光计算机，已经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很多国外同行都知道我们在做这方面研究。我们可以开放技术，也可以转移技术，像我们芯片，我们通过技术许可授权给国外公司生产，这种事情做多了以后，在国际上就会产生影响。计算所有些技术已经在跟国外公司合作，像我们做的网络测试软件通过安杰伦公司销售，测试仪器是他们做的，软件是我们做的，用多了以后，大家就知道计算所了，我们肯定要朝这方面努力的。
我想对于我们能不能做到国际一流，也不能太看不起自己。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都是最顶尖的，但是在我们重点选择的几个领域里，我们做到世界上一流的，就是前三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在十一五期间内，计算所做出一款跟世界上一流水平相当的芯片是有可能的。在CPU和SoC设计领域我们有信心走到世界前列。
主持人：我们网站曾经发表过李院士的一篇关于计算所创新三期追求什么的文章，您在文章中，提到了五年发表总目标，这篇文章在院内外引起了反响，有人问，把自己的目标都公开了，如果完成不了可怎么办，您也是否想过这一问题，您对这些目标是怎么看待的？
李国杰：目标不是一个人定的，在所里已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把目标公开出来，我认为是必须要这么做，要接受同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因为我们拿的是老百姓的钱，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拿纳税人的钱，打算干些什么，纳税人有权知道，不能说我做哪儿算哪儿，这是不行的。比如说射箭，你一箭过去，射到哪里就说哪里是十环，那算什么本事。你必须先告诉别人，十环在哪儿，你再努力，我认为是必须这么做的，不是说怕不怕丢脸的事情，作为对纳税人负责的所长，必须告诉纳税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不是适合，要经过时间检验，中间也允许进行调整。
主持人：营造创新文化是实现计算所十一五目标的关键，对于什么是创新文化，目前的说法均不统一，您眼中的创新文化是什么？
李国杰：创新文化讲的比较多了，我们在计算所也在提创新文化。我个人的理解，创新文化里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现有的成果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你才能找到问题。再一个，创新文化应当是比较宽松的，或者是互相信任的科学家共同工作的一个氛围。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考核的原因，强调看科学家的业绩，看做出了什么东西，因此很多人不太愿意把自己未发表的研究思路、初步研究成果告诉别人，我认为这是最不利于创新的。创新是什么？不是那些已经发表在期刊或会议文集上那些死的东西，那些东西对大家都一样，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对创新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还没有形成文的，最活跃思想的碰撞。大家都在想一些新的东西，新东西还没有想好，就在一起交流，那才是创新最需要的。创新已经做完了，写成文章了，再看结果，创新就已经过时了。所以创新最有活力的，是那些在形成过程中间的一些东西，需要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环境，让大家来沟通，谈论自己最新的东西。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正在形成的东西告诉人家，他担心我还没有发表，别人可能会拿我的思想去发表或者申请课题。我觉得应该慢慢打破这种文化，我们在计算所新所建科研大楼里，开辟了很多进行创新思想交流的地方。新楼最高的两层，15层、16层都是学术交流的长廊，上面可以喝咖啡，喝茶，大概可容纳好几十人在上面进行交流，这就是给员工们创造的条件，让大家互相之间能够沟通交流的，这对创新是非常必要的条件。
主持人：您在面对媒体时，总是强调给科研工作者十分宽松的科研环境，您认为目前我国科研环境是否宽松呢？
李国杰：宽松和严格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计算所自己也老在讨论，到底我们计算所是宽了还是严了。不同的研究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工程性要求比较强的研究所，工程任务重，过分的宽松使大家随意做事，可能会出问题，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能保证进度。工程性比较强的研究，是有一定限制的，这时候不能把宽松摆在第一位，当然也要注意以人为本，注意人性化的管理。对于基础性研究，宽松的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创新的灵感往往不是出现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有些创新出现在下几步闲棋之中。在你很劳累很紧张的情况下一般是没有创新的。创新需要一个环境，让科研人员在没有太多压力的条件下做研究。即使是做基础研究，在没有太大压力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因研究工作做到最关键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况，出现王国维写的“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个境界。你不压他，他作为科学家追求一个东西，他自己会给自己加压力。不要人为地逼他，必须什么时候交个东西出来，因为探索未知的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出来。在科研单位里提供这么一个氛围是很必要的。 最近，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与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曹怀东合作，完全破解了庞加莱猜想，这是七大数学难题之一，可能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重要。朱熹平教授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在宽松环境下潜心研究，中山大学免除了对他的考核，他四五年内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但始终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这是一个宽松环境下出创新成果的突出案例。
主持人：在这方面，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李国杰：政府要做的实际上是考核标准的问题，对于怎么考核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不要过份的拿成果的数量来考核，不要看你每年发表几篇文章，也不要看你是不是在某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有的东西不完全是拿数量能考核出来的。出成果的时间有长有短，有些重大成果可能要等五年十年，有的东西可能出来的快，出来的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成果的出现，形式多种多样。另外一点是对人才的判断，要有一个比较。识别一个人，需要一段时间的考核，这就是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但是一旦经过考核，已判断这个人才是可信的以后，就要更多的给予他信任，不要年年月月考核，一直考到他退休，这就把人考烦了。对有信誉的科技人员，“不用扬鞭自奋蹄”，鞭子打多了就不好了。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通过交流，我们感觉到，您是一个永远走在潮流前列的人，我们看到您有自己的博客网页，这在中科院所长里面是很少见到的，这不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还要具有勇气，是什么力量使您具有这种敢于剖析自己，面对公众的勇气？
李国杰：我那个博客网页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博客，因为真正的博客，几乎每天都增添新网页，写日记似的。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时间天天上去，我无非是把自己的文章贴在上面。开始不是我贴的，是网站的编辑贴的，那个博客不是我建的，是博客网站先把我的文章放上去的。我看文章不全，就告诉我的秘书再把几篇文章放上去，后来发现文章顺序倒过来了，本来应该是一天一天发表的，最后发表的是最新文章，我的是颠倒了，很久以前发表的文章成了最新文章，这就不是标准的博客。以后我会注意文章顺序。再过一段时间，你就看不到这个现象，新的文章都会放在最上面。写博客我觉得有好处，你自己写的东西，当然要经过大家评论，接受大家的意见没有坏处，大家对你提一些意见，不管是表扬的还是批评的，你可以从中看到哪些文章读者有看法，自己可做一些反省得到提高。自己的文章怕见公众是有问题的，任何写在博客上的东西，都要对公众负责任，公众有权利对你进行评判。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几个征集到的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说，李院士您所在的研究所名称叫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技术是一个什么概念？今天都包括些什么？现在这个名称是否过时？
李国杰：我很佩服当时的领导取这个名字，在1956年计算所成立的时候，计算机还很少，当时建立这么一个研究所，就叫做计算技术研究所，没叫计算机所，真是高瞻远瞩。到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人，把我们叫计算机所，他就认为你是造计算机的。我每次接受采访，中央台、北京台一介绍就是计算机所的所长，实际上计算机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学科，计算技术是一门学科，计算技术包括造计算机的理论和技术，还包括软件和应用。计算技术是一门大的学科，按照正规的学科分类，有系统结构、软件和计算理论、计算机应用三个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技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不是小学生做算术题的概念。计算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甚至比物理学科还要大。计算技术的奠基人图灵严格定义了什么叫“计算”，英文叫Computing，他认为计算机可以模拟人脑的智能。有些学者把“计算”扩大到更大的范围，认为任何有限可实现的物理系统，都可以用计算机模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计算，有人甚至把整个宇宙都看成一台计算机。你想想，假如从太空中下来一个外星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计算机，看你在计算机上输入一些数据，就出来一个结果，他跑到物理实验室，看到开始摆点什么，后来出来点什么东西，他可能不能区分什么是计算，什么是物理试验。
计算是个很大的概念，没有过时的问题。问题反而出在我们国家对计算不够重视，我们国家把计算技术太小看了。计算最重要的功能是做模拟，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要造一辆汽车，汽车做出来之前，可以先做一个模拟的汽车，用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如碰撞试验等。造一个大坝，大坝造出来以前，也可以先做个模拟，看会不会垮，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模拟，模拟是我们做研究很重要的手段。搞科研只有三个手段，一个叫理论研究，一个叫实验，第三个就是模拟，模拟和理论、实验一样重要。如果说开个玩笑，把科学院分成三个部，应该分成理论部，实验部，计算部。计算技术就是这么重要，至少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不管是在大学还是科学院，计算科学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我在许多地方都强调，计算科学，像并行计算这样的课程，几乎每个系都要开，应该是和英语、数学一样的基础课，人人都要学。这样一来，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出来之后，就善于做模拟，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现在的问题是真正能用并行计算机做模拟的人太少了，我们的科研水平还有待提高。
网友提问：计算所最近盖起了新大楼，空间大了，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布局分配的？
李国杰：谢谢网友关心。我们这两天正在搬家，七月中旬就全部搬完了。我们那个楼看起来比较高，比较雄伟，但是审批的建筑面积比较少，地面只批了2.5万平米，加上地下共3万平米，因此大厅设计得比较大气空旷。主要科研用的只有中间六层，每层两千平米左右，全体员工和学生都在新科研楼工作学习，1300多人，占的满满的，几乎一个空位都没有，利用率极高。我们工作的地方比较紧凑，但每两层有一个生态仓，里面有绿色植物，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可以让大家在里面做一些交流，应该说这很适合于计算所的需要，工作比较紧张，但是氛围又比较宽松。底下四层是公共环境，图书馆和研究生教室等。
网友提问：计算所建所50周年是否要搞大的庆祝活动，都有什么节目或者是展示？
李国杰：计算所建所50周年，我们肯定要搞庆祝活动。我们要和计算机学会的庆祝活动相互配合。计算所的50年同时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50周年，计算所50周年活动主要围绕计算所内的一些事情来开展，我们要请一些以前在计算所工作过的老人回所看看，开一些座谈会，编一些画册，做些回顾。我们不重形式，重要的通过这个活动达到两个目的，一个让老的员工，退休的员工回来看看，知道计算所现在有什么变化，也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计算所的贡献，让老的员工有一个聚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现在工作的员工，珍惜计算所的荣誉，提高计算所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们像过去的计算所人一样说到做到，任何情况下都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提高计算所的声誉，大家都感觉到在计算所工作是很荣耀的事情，也要自己负起责任来。
主持人：我们听说前一阶段计算所开展一个扩胸运动，您对年轻人的扩胸也很重视，所里很重视对情商的培养，越是大的项目的负责人情商要求更高，您的心目中，科研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能有助于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呢？
李国杰：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的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研究生就是学知识，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你从大学、研究生毕业出来，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特别是情商。我问过外企研究院的一些老总，包括微软，IBM，摩托罗拉等研究院的院长，如李开复等。我问他们，你们招的人中间有清华的、北大的、计算所的博士毕业生，你们单位也有很多美国毕业的博士，请你们比较一下，中国毕业的博士生和美国毕业的博士生有什么差别？有多大的差别？很奇怪，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说，中国的博士毕业生跟美国的一些好的大学的博士毕业生，有两年左右的差距。我以为是指学的东西差两年，他们说不是的，其实在中国好的单位，像计算所这样的单位，博士生做的研究课题，学的东西和国外差不太多，基本上没有差距，差距是我们这些学生的情商。就是说，我们的博士出去以后，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到一个单位以后，往往表现出眼高手低，很多事情都觉得能干，实际上干不了，一般要两年以后才能适应环境，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实际上，是否出成果很大程度上不是看这个人聪明不聪明，而是心态有没有摆正。有些人太多过于计较个人得失，对挫折，对环境，不能正确的对待。很多人总觉得发展空间不够，把自己的成长不快都归结于单位没给够发展空间，这样一种心态很影响做科研。做科研的人不应太计较环境，不管外界环境好还是不好，他就是爱科学，他的心在学问上，不太计较别人怎么看，他很专注的干他自己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他当时找工作都找不到，做了专利局的一般的登记员。他在很差的环境里，照样把相对论搞出来。科学界需要培养一种氛围，大家崇尚科学，不斤斤计较，不互相攀比。现在很多人看自己比较重，容易情绪忽高忽低，这是不好的一种氛围。我想今后要更多的注意情商教育，计算所很重视，做了很多很多培训，也请了一些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
主持人：再次感谢李院士与我们网友进行交流，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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