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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现状和出路--(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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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田
前年的时候，北大的丁元竹教授访问过九十一位专家，其中绝大多数认为中国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没有进行过仔细的讨论。我访问过几位老同志，是参加过上一场共产党革命的，有人认为，他已经听得见下一场革命的脚步声了，这基本上是一种最高危机即将到来的悲观判断。这和中国的今天思想界从西方进口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作出的乐观推论是非常不一致的。
每个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奇怪，问题在于要有健康的力量去调整和抵消负面的东西，使不发展到一个很极端的程度，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在于对现状的描述，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健康的力量去主导调整，所有的悲观都在于看到恶化趋势的同时却只看到加速的力量，没有健康的抵消力量和制约机制。
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来看政治权力的演变。例如某大城市有一个周三，他原来是一个卖鸡汤的，因为跟常常来吃饭的官员关系密切，就因此进入房地产行业，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他的资产是膨胀到100多个亿。在大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资金门槛是非常高的，我们这里只是用一个案例来说明问题，这个人在进行房地产开发，他实际上没有足够的启动资本，他的优势是“官场关系”比较多，他拿到中心城区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之后，启动资金自己没有，靠的是有权有势的朋友帮助从银行贷款解决；这个项目的正常利润比如能赚一个亿，但是跟政府实权派官员关系好，就做手脚说是安居工程和旧城改造项目，许多关联的税费就免了，因此利润扩大到三个亿；由于有贪官撑腰，他搞野蛮拆迁，结果节约了很多费用，利润扩大到四个亿，甚至五个亿。
在这样的赚钱过程中间，这个周三所起的作用很小，贪官的保护对利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从贡献与收益挂钩的角度看，不可能是周三用多少万的红包去报答的；利润如果大致按贡献分配的话，权力所起的作用，包括批贷款权力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个资本家个人的作用，因此，如果贪官不是大公无私的话，他们理所应当得到利润中间更多的份额。有了贡献和利润分配关系的了解，再来分析利润流入官场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因为有权，来钱很就容易，那么保住权力就很重要了，如果周三分给贪官的金超过一个亿的话，我估计，哪一个区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因为这个时候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很突出，如果被上级查处的话，轻则丧失权力重则坐牢，这样，机会成本就非常的高――失去了继续以权力聚敛财富的机会，因此压倒性的问题是要购买“保险”，但是这样的保险项目，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保险只能通过在官场中间建设保护网来解决，这个时候区里面的贪官为了降低捞钱的风险，需要把市一级的官员拉拢到周三的“分赃同盟”中间来；如果分脏超过了10个亿，完全可以假定市一级的常委班子都不一定敢分，这样市里的贪官就得设法把分赃同盟继续向上延伸。最后的结果是，最有权力的官员都有参加分赃同盟的机会和必要，而且不参加都不行，有一个四川的贪官后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贪是不行的，这意味着挡了别人的财路。
周三建立起强大的分赃同盟之后，赚钱就非常容易了，最后就变成这个城市哪个房地产项目最赚钱，就由分赃同盟指派他出面去做，有资格参与分赃同盟的后台人物，肯定都是本市权力最大的人物和有实权部门。最近几年，各地都有暴富寡头被绳之以法的案例，这说明了他们的分赃同盟一个共同的问题，像这样的人被抛出来以后，如果进行彻查的话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上的大地震。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案例，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从苏联解体的经验看，这些分赃同盟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政治风险无法排遣，除非是共产党非法和国家解体。苏联的叶利钦就是代表这些寡头而上台的，虽然苏联在解体之前曾经举行过全民公决，76.4％的苏联公民选择保留苏联，但是出于“消灭合格债权人”的需要，苏联的官僚买办们还是决定国家解体了。最后，他们还亲自宣布共产党非法，停止活动。没有了共产党，没有了苏联，寡头们瓜分的财产，就失去了完整意义上的“原主”了，没有了合格的债权人，偷窃而来的东西就不用担心被追索了。特别是引入选举，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市场化，这样那些富人就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包装“名牌官僚买办”到前台去执政，从此他们非法得来的财富就合法了，富豪们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结合上面的案例分析的分赃同盟的政治风险意识，看看苏联解体的经验，再回头结合我们国家舆论风向的转变，去分析，就非常令人震惊。改革以来的舆论，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大概以90年代中晚期为界。此前，我们的舆论主流是由主流经济学家们把持的，核心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需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由此经济剩余的分配乃至大量的存量资产都在“经济市场化”的名义下，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了，他们不仅得到了我们社会最大的份额的剩余，也控制了新的剩余生产和分配方式；象那些地产寡头们，就是中国资本家中间最有实力的一群。由于他们获得的利益太多，而且渠道又不是那么正当，特别是他们赢利的渠道恰恰以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长期得不到民众的认同，特别是这些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们要降低政治风险的路径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矛盾，由于存在这么些严重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常常听到主流经济学家们出来说，要善待有贡献的人，不要向富人开枪，政府不能劫富济贫等等，这些都真实反应了这个群体的风险和担忧。
等到寡头们捞到的前足够多，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他们第一位担心的事情时。从这个时候开始，自由主义就浮出水面了。因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和地位与多数人利益直接矛盾，因此他们不可能敢于发动群众干革命来把政权夺到手里。因此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和平演变，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夺到手里。最理想的方式，是发挥金钱对政治的主导和决定作用，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有一份现成的道路，他们简单地接过美国人的人权和民主旗号，在中国大力宣传。他们指望一个“政治市场化”的程序，去发挥他们钱多的优势，有钱了，控制媒体和舆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如果用和平的方式把政权拿到手上，或者由他们派出代理人去掌握，那样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可以免于被追究，可以睡安稳觉了。
由于政府高层不可能不面对社会矛盾，因此这些人就很担心政府走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说到底，这些寡头建立起各种分赃同盟，不是与政府和共产党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和全面的合作，而是拉拢掌权者个人，以利用政治权力来为个人暴富制造便利，也因为如此，这些人的牟利方式确实是把他们暴富的成本和代价，通过贪官滥用权力的方式去转嫁给政府承担。说到底，贪官和寡头的合作，是个人性质的寡头发财，不体现政权的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要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主流经济学们扣反改革帽子，已经要扣到中央头上去了。这个事实说明官僚买办阶层的整体化是有限度的，主流知识官僚买办是无条件与资本权力合作，贪官和他们也完全一致，但是他们这些人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的。他们要躲在共产党的大树下捞钱，与贪官个人合作，同时为了降低他们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也想把大树连根拔掉。
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中国二十多年来舆论主流的转换，无论是“政治市场化”舆论还是“经济市场化”的舆论，都是违犯共和国宪法和共产党党纲的，但是20多年来，恰恰是这两种舆论成为上风和主流，都是为这个以各种分赃同盟组成的强势群体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服务的。这只能认为，分赃同盟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舆论管制”的标准了，那些自由派人士老是攻击共产党独裁专制，管制舆论，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严密的管制中间选择了主流们的意见。分赃同盟的强大和主导权发展程度，由这里可见一斑。
我们把历史是非和道德判断放到一边去，就事论事地来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假定，这些今天的强势群体最终得到政权，中国会怎么样？主流们今天向国人许诺实现日本和美国的富裕和发达，这个只是他们的一个舆论策略，肯定达不到。达不到没有关系，有一个最低的底线，他们要做统治阶级就必需达到，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维持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基本秩序，他们这个能力有没有？我们亲眼看到，这些人先是让工人农民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住房产业化政策之后，连小资和白领阶层也成为代价了，这些人用这样高的强度去聚敛财富，排斥的人占全中国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同时还针对并担忧现在的政权，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执政基础在哪里？有多少人会拥护他们，他们又靠什么样的手段去管治多数人的不满？
由于毛泽东是最彻底的平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官僚买办阶层的执政能力最不抱幻想，他清楚给出了中国的官僚买办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需要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有必要引用毛泽东一些的基本判断，毛泽东从1939年开始就认为，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软弱性，他们没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并主导自己的命运，连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他们由于拥有对国内民众的优势，与海外垄断资本相比却处于劣势，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总是选择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由于与国内民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从晚期到民国，都选择对外一味的妥协和退让，无法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一些主流们的“国际竞争双赢说”，实质上是要取消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竞争无法取消，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说法去抹杀中国的安全目标和民族利益实现，否认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利益的不一致，因此龙永图就公开主张不需民族品牌和自主技术，江小娟说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也算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和民族企业。说到底，这些人无法捍卫中国的利益，就干脆宣布说利益不存在。如果没有国家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我们的官僚买办阶层不经不愿意对外，干脆要把问题取消掉，拒绝让人们去思考这样的严峻问题，他们走得比汪精卫更远，汪精卫说他是要曲线救国，没有卖国，更没有说日本人利益与中国人是双赢。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底线，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必须要满足中国多数人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需要，剥夺的最低限度是这个，这是可持续剥削的底线。说到底，这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他们满足底层的最低生产生活需要，等同于是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支付保险费，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连支付保险费的意愿都没有。由于他们今天掌握了更多的资本，也结合了话语权的保护，因此他们压榨工人的能力会进一步上升，如果不继续支付保险费的话，如果有上亿人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饭吃，就算有一千万军队恐怕也无法掌握局势，走下去肯定就是一场革命。苏联解体是从人均八千美金这样的水准上，现在跌破到了二千美金，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寡头们维持住了社会稳定，底层群众没有起来干革命，还没有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我们可以从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变化，去考察苏联解体为什么没有引发革命？解体前，苏联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平均数的120％，比普通劳动者高一些，在解体以后，下降到平均数的78％。就是说，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全国绝对平均收入下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后，相对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有一个宋小路去俄罗斯经商，认识俄罗斯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这个所长的工资当时是200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00多块钱，如果没有苏联时期留下的住房等福利，这个人就比我们的打工仔还要穷困了。由于俄罗斯有丰富的空闲土地，这个所长就在周末去郊区种黄瓜、番茄和土豆，给自己吃，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存。
中国如果由这些强势群体主导，搞一场俄罗斯那样的经济崩溃出来，人均收入在中国的低水平继续大幅度下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中国跟俄罗斯相比，连发生那种靠“自给自足”种地生存的空间都没有。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亿人，没有饭吃的话，那么以分赃同盟为核心的强势群体，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重新让普通的民众有一个生存的出路，就是减少自己的聚敛强度，相当于缴纳一点保险费；第二个手段就是用法西斯的手段，把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人口，统统消灭掉。我个人的判断，这些人根本就找不到帮他开枪的人，所以他们仅有的选择是：分赃同盟带上自己搜刮来的财富去国外。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在国外开一个空壳公司来持有股份，用各种方式尽量把财富变现汇出中国，把子女先送出去。
问题在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可能出现比革命更加悲观的后果，如果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发生任何性质的大动荡和大变局的话，只要中国工农业生产发生混乱，城乡的交流断绝，只要农民两年得不到化肥，那么中国90％以上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实际上要导致中华民族的整体毁灭。这跟以前的革命不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干革命的时候，农民是不需要化肥也可以生产出粮食来的，革命过程是一个多数人在生存线附近，苦苦等待新政权重建过程的完成。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会迅速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样就意味着多数人没有饭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了，三分之一的粮食都无法生产出来了，民族将在饥饿中间自行毁灭。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高积累过程，如果立足于自主技术创新来装备自己的产业，那么就不需要向海外垄断企业支付垄断利润，中国在今天的资源开发强度上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福利。按照今天的资源和人口对应关系推算，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丰衣足食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没有医生和医院的高价敲诈，按照药品的出厂价格，农民的收入也是得到医疗服务的，我们知道很多价格二三十块的药品，出厂价不过两三块钱。
教育就更简单，我自己上小学就是每个学期五毛钱。只要是合作体制，不是相互分割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市场，低价格其实非常容易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竞争和利益主体的绝对分割，使得合作成为不可能，结果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高价格把绝大多数人变成了不合格的消费者。由于多数人消费不起，最后，这样的服务根本就不会生产出来，大大地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水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为了富裕发达，建立了基于高价格的系统排斥机制，把多数人排斥在外，在整体上也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我们知道今天的农民陷入困境，多数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且无法应付迅速膨胀的开支，例如教育和医疗费用。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资源有限，人均收入的提升有其极限，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和生活，对服务的提供将产生极大的抑制。回顾毛泽东时代，低工资搭配高福利的分配结构，是有价值的，这意味着在福利提供上面消除竞争和价格敲诈，把多数人纳入服务范围，这是完全可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在市场和竞争实现，需要开创性地引入大范围的合作机制。
由于中国人多资源少，生产技术的进步已经很可观，在特定资源水平上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即便是刻意地采用适度技术，那么所需要的劳动量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也许我们每个人每周工作一天两天就够了，而且如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不是“以利润为本”的生产，每个人的福利和生存需要都至少可以在一个真正的“小康水平”上得到满足，中华民族在今天实际上就可以实现“高就业、短工时、均福利”。问题当然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生产资本不足，而是强势群体为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反对实现这样的变革和调整。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尝试了两种不同工业化模式，最终是选择了国家政权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然后也展望了一下，中华民族组成这么人口庞大的国家，今天的发展已经受到人均资源不足的限制，在毛泽东时代高积累政策之后，中国发展的限制已经不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了，而是要解决为什么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我们谈到了竞争和市场机制抑制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取消了多数人本来可以低价得到的东西，降低了国民福利，迫切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来打破这一抑制的竞争和市场机制。今天的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但是反对力量还是很大的，今天中国的强势群体组织起各种利益同盟，又实现了与话语权－主流知识官僚买办的紧密结合，他们为了自身的狭隘私利，与政府的目标和民众的利益直接对立。因此看来，合作的障碍和问题，还是孔夫子和毛泽东重复发现的同一个问题，官僚买办阶层不愿意。
从建国初期，资本权力的拙劣表现，到今天中国分赃同盟的走极端，都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结论，权力必须回到工农的手里，共产党执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基础。这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推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体现了历史发展必然；而毛泽东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判断，他看到从晚期到民国，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在对外对内政策上的表现。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官僚买办阶层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他们要求跟国外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在一起，以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建立一个特权的消费社会，对内，官僚买办们发现中国的剩余太少，必须尽可能排斥多少人，从而把更多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富裕和发达程度。有鉴于此，官僚买办们把各种权力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秘密或者公开的分赃同盟等各种形式，在改革的名义下，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要多数人作出牺牲支付成本和代价，结果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我们也反复申述过，这样的社会在政治稳定上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些强势群体的狭隘利益和视野，他们还公然反对中央政府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调整。
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都是极为消极的，中国工业化最终是政权主导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需要多数人为资本积累做出牺牲的历史需要了，所以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效率话语，说到底是为少数人聚敛财富服务的，相反，由于市场和竞争对多数人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天然抑制作用，这要求进行大范围和高程度的合作体制来实现，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行政权力来起作用，来主导服务通过合作机制提供给全国人民。
根据过去的经验，权力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程度太深，也有很消极的一面。但是跟多数人陷入困难的现实相比，中国只能选择一种更小的代价来承担，从人世间产生权力和强制管理那一天开始，监督权力就是一个难题，本质上是要平民阶层在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下，去解决如何制衡官僚买办阶层走极端的问题。但是中国过去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显示，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约还是可以实现的。看来，中国要实现欧美日那样的富裕和发达，以物质财富更大的丰富去缓和阶层分化和对立，这一指望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中国必须在面临严重社会矛盾的前提下，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来，这一探索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美国的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那是指美国这样的国家认为他们今天的制度足以应付他们面临的问题，问题在于这套制度生效的社会基础――阶层对立和矛盾相对缓和――却无法移植到中国来。今天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更急迫地面临着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困境，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困境里，重新思考未来和我们的出路，从先秦诸子到毛泽东时代的探索，都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示，由于我们有这样的丰厚遗产，也由于我们面临着无法解脱的西式现代化困境，我们民族重新凝聚起共识和行动意志，还是有可能的。我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理由期待一个乐观的未来，不管怎么说，未来究竟如何，在于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自觉努力，未来决不仅仅是什么客观必然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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