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了王宝山先生《社会进步需要傻子, 而不是才子, 更不是知识分子》的文章，感觉王老师这篇文章的观点的精神是可以理解的，用意应该也是好的，的确应该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样鼓励人们要有“傻子”般的勇气去实际推动社会进步。只是“社会进步需要傻子, 而不是才子，更不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妥，这样提法有些绝对化了。

 

从理论上说，一个人当然是智、仁、勇俱全最好，但果其如此，他岂不就是儒家所谓的“圣人”了么？在现实世界中，智、仁、勇俱全的“圣人”是一个也没有的，这样的“圣人”只存在于理想主义的儒家学者的头脑中。

 

现实的人，都是不是缺这就缺那的“残缺之人”。就智、仁、勇而言，有人有智而缺仁，有人有仁而缺智，有人有勇而缺智，如此等等，难以求全。因其各有缺陷，所以社会是靠所有各有其缺陷的人们的合力推动才得以进步的，只有在他们的合作中，才能互相克服各有其缺陷所造成的他们各自的局限性，而达到其相互之间取长补短的全面性。

 

人们常用“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来表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际观点上所存在的差异，其实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也意味着实践上的差异，就后者而言，其差异可以表述为“智者行其智，仁者行其仁”，并且因其如此，也就是“智者得智效，仁者得仁效”。这种实践上的差异，恰恰就是现实生活中相互合作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工。知识分子就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初，哪里有什么知识分子？！进而言之，知识分子是随着人类生命活动的发展，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化而产生的所谓“劳心者”。一经从人类生命活动中分化出“劳心”与“劳力”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形式，“劳心者”与“劳力者”就“各干一行”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工既是以往社会进步的成果，也是推动后来社会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但是，这种社会分工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由于“心”与“力”的分离所带来的“知”与“行”的矛盾，并且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而造成了经常性的“知行分离”或“知行脱节”的社会现象，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劳心者”是“知而不行”，“劳力者”是“行而不知”，这种情况在教育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尤为明显。中国古代的这种社会情况也反映到哲学中，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曾经长期讨论过“知”“行”问题，并且参与其讨论者一直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朱熹“知先行后”之说，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也有王夫之“行可兼知”之说，如此等等，根本没有也无法完全达成其共识。这是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当时社会“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现实分工，这就决定了“知”“行”之间必然有矛盾，甚至于相互冲突。

 

今天，我们这里讨论所谓“知识分子担当”问题的时候，如王宝山先生在其文章中所指“ 知识分子你想担当, 有识无胆, 你敢吗? 才子你想领导, 有才无气, 你行吗?”，这样的问题，其实也还是“知行分离”或“知行脱节”的问题，它在本质上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如今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虽然现在的这种分工在程度上已经远不同于古代社会了，而是在某些领域（如全自动化的工业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或水平上的“心力合一”的社会活动了，但是就现代社会活动的整体而言，“劳心”与“劳力”分离现象依然是一种现实，这就决定了“劳心”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所谓“有识无胆”、“有才无气”这种“知行脱节”的情况。我认为，从社会分工角度看，这种情况其实没有什么不正常，相反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呢！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上，若要让知识分子个个都做到“知行合一”，这是不现实的。例如，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者，你叫他们怎么个“知行合一”法？如果一定要他们做到“知行合一”，那末充其量，其“行”也就是做“读书”、“写文章”之类的事情，或者至多再加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或应事接物，如此而已，还能有别的什么“行”的形式呢？像我这样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的大学教师，如何个“知行合一”法？我的“行”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也就是“教书育人”了，此外还能有什么“行”呢？我是想不出来了。我在某些问题上或许“有识”、“有才”，我把自己的这些“才识”通过“写文章”和“教书育人”等途径传播给别人和后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能否证明我在这些问题域中是“有识有胆”、“有才有气”即“知行合一”了呢？如果认为这还算不上，那是否意味着我必须把诸如我认为“中国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认识付诸自己的实践，才符合“有识有胆”、“有才有气”的原则呢？如果是这样，我凭什么客观条件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难道让我在家里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这不是笑话么！

 

所以，我认为不应该一讲“知识分子担当”，就要知识分子来个“有识有胆”、“有才有气”的“知行合一”，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要求。做为大学教师，能够自觉地通过自己“写文章”和“教书育人”等途径给别人和后代传播自认为合理或正确的思想和知识，以此来影响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这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的担当了，还要怎么样呢？知识分子也应该有诸如此类的担当的自觉意识，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意识，岂不是成了“只顾推车而不看路”了？“推车”是行动上的担当，“看路”是意识上的担当，二者是相互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有谁是不看着路推车的？不看着路而推车，如此是要把车推到哪里又能把车推到哪里呢？

 

总之，在社会分工仍然存在并且某些领域还在发展的现时代，知识分子是有其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殊工作方式的，因而也有其特殊的“有识有胆”、“有才有气”的“知行合一”方式。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谈“知”与“行”的统一，这不仅没有积极意义，反倒有可能使知识分子迷失其努力方向，变得无所适从。我认为，如果知识分子能做到如李泽厚先生曾经在《美的历程》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走自己的路”，这样的知识分子就至少是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了。至于知识分子自己认为合理或正确的那些思想和主张能否被付诸社会实践而变成现实，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知识分子只管按自己的方式“谋事”就行了，完全不必去过问只有“天”才能达到的“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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