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教授，同学们，同志们，

大家好！谢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的卸任典礼。

自从组织上通知我任期将届满，我一直在想，到时我该说些什么？

我的同行复旦大学杨福家前校长、中国科大朱清时前校长在卸任前后就如何办好中国大学、尤其是办好一流大学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在这里不想再重复了。

但在我即将离任之际，有些话我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在中国的一流大学当了校长9年。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是江总书记在本校建校100周年之际提出的，不久前胡总书记、温总理在视察本校时又再三强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指标。我能参与其中，感到无比荣幸。

至于我工作如何，能否给这所与之关系将近半个世纪的大学留下些什么，历史自有评价。

建设一流大学，就是在中国引入世界这个参照系，通俗地讲，就是与世界接轨，从而使我们不再夜郎自大，沾沾自喜。尽管我们在国内是老大，但上海交大的同行的研究表明，这个中国最好的大学排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200名之后。我们知道，差距很大。

一流大学，不在于大（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一所迷你型的一流大学），也不在于全（普林斯顿就没有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

一流大学，不但要拥有一流的设备，更要拥有一流的学生和一流的教授。我们的“大楼”已经令世界一流大学刮目相看。我们的学生也无疑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已经成为向美国大学输送博士最多的本科院校。我们也正在努力吸引“大师”。我们致力于培养一流的人才，他们不但应该只是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更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理想主义抱负的一流公民。当然，我们还要做出一流的成果。

但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关键，在于有一流的校长。

本校最著名的一位校友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建设一流大学就是政治路线，而大学最大的干部就是校长。

显然，一流大学的校长不是以级别来衡量的。我们这个行业的楷模无疑包括哈佛。但是，哈佛并不是因为聘请萨默斯当校长而升格为一所部级大学的。事实证明，萨默斯当校长的5年颇伤哈佛的元气。这不是因为本人2003年访问哈佛时没有受到萨默斯的接待而这么说的（他当时可能是去了哈佛市），对哈佛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这么说。校长不应是一种“政治任命”，不应是给退休的元老的荣誉（在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往往兼任大学校长）。

每个大学有其个性，本校的校长并不见得合适在其他大学当校长，反之亦然。坊间对此次包括本人在内的大学校长的调动、任命颇有微词，说是“轮岗”，更有人说是“叉麻将”。虽然话有点糙，但是理没有错。

虽然我做了9年校长，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就要交班了。当然，即使不交班，我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年龄不饶人。我的继任恐怕不会比我幸运，因为年龄摆在那儿，他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校长，难有大的作为，这对本校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帮助。

我理想中的校长，是一个45岁左右的年富力强的学者，这不但因为校长一职责任重大，哈佛的陆登庭前校长就曾因为过于操劳而一度精神崩溃。同时，以这样的年龄，他（或她）有可能在位20年，从而逐步实现向一流大学的转变。

我希望、我建议，不要以任期和年龄来考核大学校长，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要有魄力放手让校长施展才智。校长的专业最好是社会人文科学或法律。校长最好是校友，这不但是忠诚的要求，还会赋予校长以使命感。

校长最好通过公开选举产生。

我相信，如果能做到这几点，经过几位校长的努力，本校一定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虽然非常遗憾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让我套用中国革命的先驱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讲话，并与我的继任和我将继续任教（尽管坊间有传闻我将出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的大学的同事们共勉：

“一流”尚未实现，同志仍须努力！

谢谢大家！

 （本讲话纯属虚构，但笔者肯定这是该校长想说而不能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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