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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青年教师座谈怎样当好一个高校教师》一文中,我提出了“学术商品”[1]和“学术商品经济”的概念。这里进一步申论之。
“学术”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 [2]。这种知识与日常知识、经验知识显然有区别:日常知识、经验知识是任何社会里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的,原始社会也不例外;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则是由以“劳心”为生的“劳心者”生产出来的,这样的“劳心者”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上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可供“劳心者”生存的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这也就是说,学术是“劳心者”的产品,学术活动是“劳心者”从事知识生产的活动。“劳心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社会标志;而学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出现,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标志。
文明时代初期的“劳心者”都是贵族成员,也只有贵族家庭出身者才有可能成为“劳心者”。[3]故“劳心者”都具有自由人的身份。正是由于“劳心者”都具有自由人的身份,才使他们的劳心产品能作为商品出卖来换取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中国,最早的“劳心者”就是夏、商、西周专事“王官之学”者。春秋战国时代,学在官府这种贵族垄断知识的局面被打破,于“官学”之外出现了如孔子所从事的“私学”,与之相应,社会上出现了后来被称作“儒士”的群体(读书人、学者),其中各学派的学者及其著作自汉代起被称为“诸子”。属于“儒士”、“诸子”的学者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典型的“劳心者”,他们也都具有自由人的身份,其劳心产品是属于商品,他们主要就是靠出卖这种特殊商品来维持其生计的,而购买这种商品的,既有侯王之类的统治者,也有孟尝君之类的贵族公子,更有一般的求学之人(如孔子的门生之类)。
实际上,“劳心者”能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而持续地存在,无疑是以他们的劳心产品能换取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作为条件的,所以,当他们同时又具有自由人的身份时,他们的劳心产品当然是属于可以被自由地出卖的商品。这就是说,尽管“学术商品”的名称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但“劳心者”的劳心产品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这个事实却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并且既然自古以来就实际存在着学术商品的事实,则与之相应的学术商品经济(学术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也是自古以来就实际存在着的事实,虽然过去也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学术商品经济”这个名词来称谓这个事实。在传统社会里,学术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最明显地体现在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之间。教师不仅是“劳心者”,而且这些“劳心者”是以向他人(学生)传授知识为职业的,这种传授知识的职业行为其实就是用他们的知识来换取其生活资料的行为,这种交换行为无疑属于商品交换范畴。教师是传统社会中最典型的“学术商人”,也是最早的“学术商人”,相应地学生则是传统社会中最典型的“学术消费者”,也是最早的“学术消费者”。
为什么自古以来就实际存在着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事实,却从来都不曾有过“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劳心者”的劳心产品作为一种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不具有感性形式,是属于“形而上”之“道”,这种“道”对人类生活的作用通常是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即使其作用为少数“见形而及道”的哲学家、思想家所认识到了,这些思想家、哲学家一般也只是强调了它对于人类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义,亦即只是看到了学术与道德、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看不到学术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也就无以进入人们的经济视野,无以成为经济思想的内容,更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也就形成不了“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概念。
直到人们自觉地意识到人类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即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和动力时,把学术和经济联系起来加以经济学的思考才具有了现实性,“知识经济”这个名称和概念的提出就标志着学术正式进入了人们的经济视野,并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家们似乎尚未自觉地把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作统一的思考,因为如果他们能够自觉地进行这样的经济学思考,就势必要把学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纳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范畴,而不是仅仅把知识纳入经济范畴。同时,现在流行的知识经济概念还只是把科学技术纳入知识经济范畴,而没有把其它学术也纳入知识经济范畴。
尽管迄今为止的知识经济学尚未将学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纳入市场经济范畴,从而也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是笔者注意到,“文化产业”概念已然流行多年,还相应地出现了被称为“文化经济学”的学科和“文化商品”的概念,只是笔者尚未见到“文化商品经济”的概念。
现在既有“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文化商品”等概念,则“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概念的形成是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知识经济”的“知识”是指科学技术的话,那末,“文化经济”的“文化”就是指非科技的知识。把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知识合在一起便是学术。在文化知识都成为文化商品的情况下,科技知识就决不可能不是科技商品。在文化商品和科技商品都是实际存在着的事实时,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难道还不是实际存在着的事实吗?
那么,为什么至今罕有人提到“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呢?党国英先生在《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2002)一文中提到“把学术与商品联系起来,是要招人骂的”,这或许道出了中国之所以至今罕有人提到“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注意到国学网转载了一篇题为“学术商品化批判”的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日评论版,作者是麻天祥先生。麻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商品,意指可以用金钱购买的物品,是为了盈利而制造出来并投诸市场,进行现金交易的产品。学术商业化就是把学术研究视作赤裸裸的盈利的工具,把研究成果作为冷酷无情,只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社会上兜售。如此,学术神圣的灵光变为利己主义的交换价值,作为公器的学术研究也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学术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尊严,而消减了它的终极和普遍的价值。”
麻先生的文章还写道:
“学术的商品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揭示。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学术领域受到商品化的影响也在所难免。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学术还是同资本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她的神圣和尊严。”
麻天祥文“学术商品化批判”链接:http://www.guoxue.com/?p=2569。
如此看来,中国之所以至今罕有人提到“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其根本原因还不是由于一般的担心“要招人骂”,而是由于“学术的商品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揭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以,尽管中国目前实际上正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实际上正在从事着共产主义所要消灭的“买卖”,并且实际上正在培养着共产主义所要消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但是嘴巴还是不能或不便说出所有这些实际地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事实,并且不愿意面对这些事实,不愿自觉地按照由这些客观事实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因此,尽管这些客观事实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决不可能不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决定了中国的学者决不可能不会变成被人用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从而决定了中国的学术决不可能不会变成商品化的学术,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人们在嘴巴上还是要反对“学术商品化”,并且这种反对“学术商品化”的社会舆论也使得人们要在观念上拒斥“学术商品化”,因而在行动上也就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由上述客观事实所决定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从而在学术领域非但不能自觉地顺应学术商品化之客观必然趋势而行动,相反却要自觉地违背学术商品化之客观必然趋势而行动,如此做学问,自然是越做越乱,越做越糟!
其实,《共产党宣言》所谓“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仅仅是说到了共产主义已具备必要的历史条件从而可以转变为实现的时候,才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然而,当今中国还根本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又怎能做出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事呢?在尚未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历史条件的时候就做出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事,这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行动”,这种“革命行动”乃是“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横行”的表现。由此看来,反对“学术商品化”正是“文革”常用语所谓“形‘左’实右”的表现——其“左”在这种态度貌似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其“右”在这种态度实际落后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
依笔者之见,市场经济是由市场进行资源调配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就是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指以共产党执政作为政治条件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岂有他哉?在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历史前提和物质基础,这与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性原则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正是从实际出发,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就首先必须承认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个事实,进而必须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的,从而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是一定要变成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的,进而必须承认学术的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和规律。而只要承认学术的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和规律,就必须承认“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是反映中国学术发展的客观事实的科学概念。至于学术商品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学术商品经济具有怎样特殊的经济本质和经济规律,这是基于学术商品和学术商品经济的科学概念的“学术商品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课题。
[1]“学术商品”的概念非笔者首创,《书屋》2002年第1期曾刊登党国英先生所撰《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一文,其文曰:“把学术与商品联系起来,是要招人骂的,但如果仔细研判一番学术成果的供给条件,便会发现把它看做一类特殊商品,大抵是讲得通的。”.
[2]在现代汉语中,“学术”一词的含义被解释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学术”条,商务印书馆,1996年。]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对“学问”一词的含义有两种解释:“①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②知识;学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学问”条,商务印书馆,1996年)无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是指知识或学识,还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知识,都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知识”。
[3]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心力治于人”,更是把“劳心者”当作“治人者”(统治者)的代名词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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