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科学研究的标准有许多困惑，可能会导致科学研究的政策、体制等一系列的困惑。科学研究的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困惑又可能会在科研人员中加剧标准之困惑，因为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的政策、体制必然会极大地引导和影响科研人员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受到经济条件、体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科学研究的政策、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这里斗胆指出一二：1）对基础性研究缺少长期稳定的支持，大部分经费都是通过各种项目的渠道下拨。尽管这可能增强了科研人员的竞争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基础性研究的短期行为，使学术带头人疲于项目的申请、结题等杂务，无法安心开展长期的深层次问题的研究。2）对基础性研究的定位不明确，随时间变化，在鼓励应用和基础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另外，标准的困惑也导致各种研究项目的目标定位不清。例如，基础性研究项目也要强调交一个指标，交一个具体的应用产品等。这也使科研人员顾此失彼，有可能应用和基础都不能做到最好。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国家的科学研究政策、体制如何体现科学研究之本质及其精神。在基础性研究方面，相关的政策、体制应考虑到基础性研究的特点实现长期稳定性支持。用股市打比方，这好比是鼓励长线的投资还是短线的投机行为。只有鼓励长线投资，才能避免股市泡沫化。用拍电影打比方，这好比国家政策是鼓励拼凑一些毫无逻辑关系的带有古代符号的“故事”，靠视觉和听觉冲击吸引观众的“大片”，还是鼓励拍摄具有很高思想性、艺术性并且把握时代发展特征和脉搏的精品电影。只有拍出一些具有影响力和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电影，中国电影才不至于沦为“好莱坞”的一个蹩脚的复制品。用剥洋葱打比方，是鼓励拿到一只洋葱剥开一层外皮就丢开，还是鼓励坚持到底将洋葱的每一层全剥开。只有将洋葱的每一层全剥开，才能了解洋葱的全貌和问题的核心。只有开展长期的研究，才能接触到基础性问题的本质。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增加，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刊物发表的论文数不断增加。但是数量不等于质量，我国的研究工作的创新性仍明显落后。这从发表的论文总数、被引用总数在国际上排名的巨大落差可见一斑（对不起，这里我又用了SCI数据做为标准了，困惑！）。现在，由于信息、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我国科研设备条件的进步，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动态，参加学术大合唱（甚至扮演个重要角色）已不是难事。从国际上某个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在线发表，到跟踪模仿出一篇相关的论文并发表在国际刊物，快手可以在一年内搞定。问题是，基础研究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如何能做出“第一篇”，就不知需要多少年修炼的工夫了。如何引导科研人员从“跟踪”转变成“自主创新”，需要从深层次对国家的科学研究政策、体制进行思考和改革。从国家的层面对基础性研究应有一定的顶层设计，从科学研究的全局总体考虑，进行学科布局。可以选择一些有基础的、有良好学术声誉、有长期学术积累的单位（实际上这些单位也是获得项目最多的单位），进行一定强度的稳定支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和支持面。国家的科学研究政策、体制应建立在信任广大科研人员的基础上，相信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对科研事业的追求，不会虚度年华。国家的科学研究政策、体制应致力于在竞争和宽松的环境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使科研人员的研究动力在外部压力促进和自发兴趣的研究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只有经过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基础性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创新性成果。

    以上是我在科研生涯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和一点思考，抛砖引玉，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