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0天没有更新博客了，访客日渐寥落。估计再不写点什么，这里就彻底荒芜了。今天是2008年的国庆，刚刚读了宋文淼先生的《谈谈“我这一辈子”》，也动了怀旧的念头。在我这个年纪，要总结自己的一生，还嫌太早。那么，就感言一下自己的半辈子吧。就算只写半辈子，一篇短短的博文也是容不下的。下面的感言是模仿流沙河先生的著名小品文《九句话》写成的。

40年前，我2岁。一天，妈妈带着4岁的姐姐和我去北边的菜店买青菜。妈妈上前买菜，嘱咐姐姐在边上看着我别动。我则趁着姐姐一个不留神，自个儿溜走了。妈妈见我丢了，担心坏了，姐姐也吓得不得了。她们俩沿街找了大半天，才在城西的一条街上碰到了在一个陌生的阿姨怀里边哭边叫着“找妈妈”的我。妈妈千恩万谢，那位阿姨说：“这孩子嘴真甜。一口一个‘阿姨，我找妈妈’！你们要不找来，我就把他留下了。”

30年前，我12岁，小学毕业升初中。那时候赶上第一次全市统考，济宁一中是众望所归的省重点。当时就考两科，数学和语文。结果一个不留神，语文作文写跑题了，被扣了20分。幸好我数学拿了满分，才算有惊无险地如愿升入了一中。不过那次的升学考试好像给我做下了病根一样，尽管我可以在平时的考试中作文拿到高分，还得到过学校的作文比赛一等奖，但每当到了关键的时候，作文就跑题掉链子。比如，初中升高中，我的作文又写跑题了，到了更关键的高考，我作文还是跑题。幸好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作文题目。

20年前，我22岁。怀里揣着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到中国科学院报到。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走进中关村，开始了自己在科学院的10年生涯。当时的科学院，正处于穷困潦倒之际，工资低，经费少，住房拥挤。一部分人下海办公司发了，更多的人老实巴交地一边读书叹气，一边过自己的苦日子。当时国家的科技政策方针叫做“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其初衷是减少科研院所的冗余人员，精干队伍，保持精锐从事科研活动，鼓励大部分科研人员到市场找出路。结果是，精干队伍下海的不少，冗余人员都坚定地留下来共患难了。科学院就在这种苦日子里熬着，一直到2008年。

10年前，我32岁。扛着行李，从北京机场一路飞过太平洋，经过底特律转机，来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开始了我的海外求学生涯，攻读公共政策博士学位。我就读的学校叫做乔治梅森大学，不是名校，在美国远远排不进前50名，100名里面也没有它的名字。不过，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几位堪称美国学术界重镇的领袖级学者，有幸坐在他们的课堂上，当面请益。要吹一下牛的话，那就是乔治梅森有两个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和斯密斯。其中，布坎南的社会选择理论，是公共政策领域重要的理论依据。更值得纪念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好导师，技术政策和能源政策专家董开石（Don Kash）教授，这个中文名字是清华大学给他取的。我跟了Kash整整6年，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均受益终生。

今天，我42岁。蜗居在一个边远地方的一个小学校里，为升职、为tenure打拼。马上就要报副教授了，我在斤斤计较着自己的教学、科研、服务是否都够格了。就算是小学校，不发表文章，也是要被淘汰的。人家说，年轻的助理教授没有自己的生活，这话一点儿不假。除了备课，写文章，还真没有享受生活的功夫。闲暇上上网，算是给自己的一点儿奖励了。前一段时间赶paper，结果在电脑桌前待太久了，伤了腰。但自己还不小心，一味蛮干，致使病情急转直下，不得不把一切放下，卧床静静地休息。真是欲速则不达呀。另一方面，想想吧，42了，不服老也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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